这个地方，除了有虞舜古城、重华县名外，在西汉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地名叫“下隽县”。“隽”本身就意味深长，它意味着神秘。正因为神秘，才创造了泰山文化。
沅江市博物馆 - 馆藏
该馆广泛开展文物征集和考古发掘工作。现有馆藏文物、文献、字画、标本5000余件。出土文物有300万年前活动在洞庭湖区域的犀牛下颌骨、助骨化石和猪犬齿化石;有原始社会新石器时期的大量石器、陶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南北朝青瓷俑;西汉、隋唐、宋代各类铜镜和玉器。还收藏有僧加罗文成书于十二世纪的贝叶经，以及刘松年、沈周、仇英、祝支山、董其昌、何绍基、邓石如、于右任、齐白石等1000多幅名人字画，还收藏了洞庭湖区的部分水产标本及稀、珍鱼类中华鲟的标本等
2. 魏晋南北朝出土文物洛阳 东汉旧都。190年董卓逼献帝迁长安时，“悉烧宫庙官府居家”，洛阳惨遭毁灭性破坏。六年后，献帝东还时，“宫室烧尽，街陌荒芜”。同年，曹操迎帝都许（今河南许昌东）。221年魏文帝曹丕才重新建都于此，重建宫室。265年司马炎代魏建晋，都洛不改。直至311年刘曜攻占洛阳，怀帝被俘止。魏晋两代以洛阳为首都共九十年。493年北魏孝文帝定计自平城迁都洛阳，495年六宫及文武百官尽迁洛阳，至534年分东西魏，北魏都洛凡四十年。
邺 今河北临漳西南。东汉末年冀州治所，为河北平原统治中心。204年曹操破袁氏，攻下邺城后，自领冀州，即以邺为根据地经营河北。继而自署为丞相、封魏公，晋魏王。此后东汉名义上的都城在许，实际上政权中心在冀州、丞相府、魏都所在的邺。曹丕代汉建魏后，邺降为五都之一（曹魏以长安、谯、许昌、邺和洛阳合称五都）。十六国时，335年至352年的后赵、冉魏，357年至370年的前燕，北朝时534年至577年的东魏、北齐相继都邺，共七十三年。 汉魏洛阳城金墉城西垣 石柱础 山西大同北魏平城遗址出土
建康 今南京。东汉末，211年孙权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迁治秣陵，次年改名建业。除221年至229年，265年至267年初两次徙都武昌（今湖北鄂城）外，建业始终是孙吴政权的首都，直至280年为西晋所灭。西晋末因避愍帝司马邺讳，改名建康。317年后又为东晋首都。以后南朝的宋、齐、梁、陈，除梁元帝时首尾有三年(552～554)都江陵外，均以建康为首都。自孙权至589年隋灭陈，建康（建业）为六朝首都前后约三百三十年。
3. 南北朝遗址建国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发展，对于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都城遗址，也作了一些调查与试掘。如曹魏的邺城，孙吴的建康（今南京）、武昌（今湖北鄂城），东汉、魏、西晋、北魏的洛阳，北魏的平城等地，均经过调查勘探。由于有些材料尚未发表，现只就邺城、洛阳两遗址来观察三国、两晋、南北朝城市建筑的痕迹。
【邺城】据《水经注》所载，邺城于建安九年（204）曹操所建，东西各长三点五公里，南北各长二点二公里，这在当时算是个不小的城市。其遗址在今河北省临漳县与河南省安阳县交界处。除曹操外，后来石勒与慕容氏均以其地为其国都。但因漳水历年泛滥，曹魏邺城的遗址已无迹可寻，只剩有两处夯土的台基，东西各宽七十余公尺，高约十公尺，顶部瓦砾堆积约厚七十至八十公厘。可以断定是古邺城遗址的一部分。
勘探研究初步的结果表明，当时的邺城已奠定了后世国都的模式，即将宫苑集中于邺城的北部，而将南部区划为若干居民点——里，坚固的高台，则虎踞于城之西北隅，显然是为了了望等军事目的而建筑。这在我国城市建筑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洛阳古城】洛阳是东汉、魏、西晋、北魏的故都遗址。就其遗址勘探，是一处南北长、东西窄的不规则的长方形城池，东、西、北三面各有几处曲折城垣，南垣因为洛水迁移，已荡然无迹可寻。现度量其残存的城垣，西垣长四千二百九十公尺，垣宽二十公尺；北垣约长三千七百公尺，垣宽二十五至三十公尺；东垣约长三千八百九十五公尺，垣宽约十四公尺。据此作出的实测平面图，与文献所记大致相同。西、北、东三面共有门缺十处。
据勘探结果表明，从东汉至北魏各朝，洛阳城的防御设施，已相当完备。此外，在筑城时对于城市排水的问题，亦非常注意。虽然在处于龙山文化中晚期的河南淮阳平粮台遗址和陕西周原宫殿遗址，已发现陶制水管，似作排水之用。但像洛阳古城这样大的城池，对供排水问题予以周密的考虑，形成城市排水系统，是值得一提的。
4. 南北朝考古发现考古学是文科专业，但是也有少部分学校招理科生。考古学专业毕业能在考古及历史研究机构、博物馆、各级学校、文物经营机构、公安、海关等部门，从事文博研究、管理等方面工作。
主干课程：中国通史、世界上古史、中国考古学史、考古学导论、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夏商周考古、战国秦汉考古、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隋唐考古、宋元明考古、田野考古等。
考古学专业培养具备考古学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有进一步培养潜能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和能在考古、文物、博物馆等事业单位及国家机关从事研究、教学、管理等实际工作的考古学高级专门人才。
发展前景：考古是一个专业性非常强的领域，毕业以后可以应聘到大学或科研单位从事教学或科学研究工作，也可以到博物馆、拍卖行、文物商店或海关，从事文物保护、古玩鉴定以及拍卖等工作。如果你想向更高的学术领域迈进，也可以报考研究生或者再出国留学，继续深造。
5. 文物出土由北向南合水县的周文化遗址：
1、何家畔乡何家畔村西周晚期墓葬
墓室距地面十二点二米，为长方形土坑墓，无墓室。墓葬坑长三点八米，宽二点六米，高二点九米。上有蓬盖的木料残留物，已成灰状粉末。在棺椁南北两侧，有长三点八米，高二点九米，宽四十公分的平台，上摆放陪葬品，每面各放置四件。
文物普查小组通过清理，出土铜甗一件、铜鼎七件，其中一件铜鼎内腹壁，有铸造铭文共六十个文字。另外清理出贝币九枚，骨针七根
2、 西华池乡师家庄的兔儿沟墓葬
坐北向南。在西周墓葬区内发现一座先周残墓，墓宽1．3米，深1．5米，长1．7米。在熟土二层台内出土了两件陶器：一件夹砂绳纹红陶鬲，鬲乳状袋三足，单耳，直口；另一件灰陶方折肩罐，有盖，通体打磨光滑，用朱红和白粉彩绘。
3、蒿嘴乡九站遗址
合水川北岸台地。1984年省地县博物馆和北京大学专家教授共同对九站遗址进行发掘。在发掘的80座土坑墓穴中，出土了近千件陶器和l件铜刀，1件铜饰。经碳14测定，距今绝对年代为3370年
6. 南北朝服饰出土团花流行于唐、宋、明、清时期，是一种绘在服饰上的团形的图案，种类繁多，丰富多彩。因其能表现高贵、富足、豪华的生活气息，受到人们普遍的欢迎。
团花的种类繁多，有“二龙团花”、“团鹤”、“二龙戏珠”、“江山万代”、“岁寒三友”、“团寿”、“凤凰牡丹”、“瑞草螭虎”、“团鹤”、“松鹤”等。每种团花都有吉祥、祝福、长寿的寓意。比如“岁寒三友”由松、竹、梅组成，寓意着长寿、向上和坚韧；松鹤寓意着益寿延年；凤凰牡丹寓意着富贵吉祥。在古代服饰上，还有一种很常见的团花，多在民间使用，叫“天下乐”，由谷穗、蜜蜂、灯笼等花样组成，寓意着“五谷丰登”。
当然，团花不只用在服饰上，民间的剪纸也是一种团花的形式。这种团花是用纸张剪裁而成。由于剪纸可折叠，而且可折叠数次，因此剪裁出的团花多对称，呈圆形花样或者四面均齐。从出土文物中我们可以知道，早在南北朝时期，民间就有团花格式的剪纸，有“对鸟团花”、“对猴团花”、“八角形团花”、“忍冬纹团花”、“菊花纹团花”等。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团花以其浓烈的寓意为人们所喜爱，成为中国民间艺术中一朵奇葩。
7. 南北朝出土文物有哪些铁器(Iron Implements)以铁矿石冶炼加工制成的器物。铁器的出现使人类历史产生了划时代的进步。在世界上最早进行人工炼铁的是居住在小亚细亚的赫梯人，年代约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前1300～前1100年，冶铁术传入两河流域和古埃及，欧洲的部分地区于前1000年左右也进入铁器时代。但当时冶炼的都是块炼铁，一直到中世纪末(1400年左右)欧洲发明水力鼓风炉以后，才出现冶炼生铁。
中国开始使用铁器的年代目前尚无定论。考古发现最早的铁器属于春秋时代，其中多数发现于湖南省长沙地区。战国中期以后，出土的铁器遍及当时的七国地区，应用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农业、手工业部门中并已占居主要地位，楚、燕等地区的军队，装备基本上也以铁制武器为主。战国时期的铁器还经由朝鲜传入日本。西汉时期，应用铁器的地域更为辽阔，器类、数量显著增加，质量又有提高。东汉时期铁器最终取代了青铜器。
根据早期铁器的金相检验，中国的块炼铁和生铁可能是同时产生的。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是战国冶铁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此时早期的块炼铁已提高到块炼渗碳钢，白口生铁已发展为展性铸铁。至迟到西汉中叶，灰口铁、铸铁脱碳钢兴起，随后又出现生铁炒钢(包括熟铁)的新工艺。东汉时期，炒钢、百炼钢继续发展，到南北朝时杂炼生鍒的灌钢工艺问世。至此，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冶炼技术体系已基本建立。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的早期铁器时代。虽然商代铁刃铜钺的发现，表明金属铁早在3000多年前即已被中国人认识，但是中国开始冶铁和使用铁器的确切时间仍是在春秋时期。最早的人工冶炼的铁器--铜柄铁剑出土于甘肃省灵台的一座春秋早期墓中。初期制作的铁器多为削、刀等一些小工具。1976年，湖南省长沙杨家山65 号墓(相当春秋晚期)中甚至还出土了一把锻制的中碳钢剑，长38.4 厘米。经鉴定：它含碳达0.5%左右，并经过高温退火处理，金相组织比较均匀。战国中期以后，铁工具在农业和手工业中逐渐替代传统的铜工具而取得支配地位，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炼铁技术也不断提高，铁器遍布七国，并传播到北方的匈奴和南方的百越。冶金业在中国的出现虽然晚于西亚和欧洲，但它的发展却比它们迅猛，并在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走在世界冶金技术的前列。
春秋战国时代铁器的类型有农具、手工具、兵器及杂器，而以农具和手工具为大宗。与铭刻文字有关的手工具有：锛、凿、锥、锤、刮刀、削、钩、针、锯、斧。《管子·海王篇》称：工匠必有斧、锛、凿、锯、锤，是当时手工艺的真实写照。正如《论语·卫灵公》所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铁工具远比铜工具锋利，它在铭刻文字中的运用，如同毛笔在书写文字中的运用一样，必然引发一场技术革命和艺术革命，这在石刻文字和古玺文字上尤其突出。
8. 南北朝考古博物馆8点到17点。
浙江省浙东越窑青瓷博物馆，位于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梁弄镇高南村宋家岙，占地436平方米、建筑面积1308平方米，是民营博物馆，创办人是陈国桢，创办越窑青瓷博物馆的目的就是为了宏扬越窑青瓷文化。
2003年7月1日，批准创办浙江浙东越窑青瓷博物馆。2007年10月1日，浙江省浙东越窑青瓷博物馆正式开馆。2020年12月2日，浙江浙东越窑青瓷博物馆新馆在余姚梁弄镇高南村开馆。截至2019年，浙江省浙东越窑青瓷博物馆有藏品数量306件/套，包括西周、春秋战国、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和北宋时期的文物。
9. 南北朝出土文物图片俑产生于中国古代“事死如事生”的丧葬理念的温床，是中国古代冥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俑最早专指墓中摹仿活人陪葬的偶人，但之后与神灵和生命有关的摹拟品亦被纳入其中。
俑真实负载了古代社会的各种信息，对研究古代的舆服制度、军阵排布、生活方式乃至中西文化交流，都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中国古俑在其盛行的从东周至宋代的约1500年中，弥补了同时期地面雕塑在种类及完整性方面严重不足的重大缺憾，为我们勾勒出古代雕塑艺术发展的脉络以及历代审美习尚变迁的轨迹，是了解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不可或缺的珍贵实物资料。
早在原始社会，人们就开始将泥捏的人、动物等放入炉中与陶器一起烧制。到了战国时期，随着殉人制度的衰落，陶俑替代了殉人陪葬，秦始皇陵出土的七千兵马俑气势壮观，令人叹为观止。山东陶乐舞杂技俑、四川陶说唱俑、河南技乐俑等等，形象真实，栩栩如生。
商周时期的陶俑，朴拙疏略，处于雕塑艺术的初级阶段。春秋战国时期的陶俑，则简洁生动。到了秦代，陶俑已能准确写实。汉代陶俑的种类、数量、材质、水平都达到了新的高度，造型优美，动作滑稽可爱。隋唐时期，陶俑艺术达到一个新的高峰，文官、武士、仕女、牵驼、牵马、戏弄、骑俑、胡俑，成为这一时代的常见种类，这也是民族融合直接表现。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的墓葬制度，大体上承袭汉代。但经过汉末的战乱，三国时期攻伐不息，民不聊生，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统治阶级的厚葬之风不得不有所改变。三国时期陶塑艺术品由东汉时期的繁盛步入低谷，陶俑出土较少，造型也由东汉的精工生动转为粗略呆板。两晋南北朝时期，贵族官僚阶级墓中的主要随葬品有各种陶俑、镇墓兽和牛车模型。俑的种类和数量随着时代的变化越来越丰富，起初是少数男女侍者和武士，大约从五胡十六国时期开始，又大量增添骑兵、步卒、文吏、武弁以及吹鼓手之类，除家内奴婢外，大部分是墓主人出行时的仪仗队，它们具有明显的军事性质，反映了当时各地统治者拥有私人的武装部曲。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国家长期四分五裂，很多士大夫厌烦社会现实，逃离政治，恣意豪情，放慢生活节奏，于是统治阶级常乘牛车，因袭不改。在贵族官僚墓中，多用陶制的牛车模型随葬，各种陶俑组成的仪仗行列，便是以牛车为中心的。至于用陶制的“镇墓兽”随葬，则始于西晋。
襄樊地处南北交汇之地，也是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在襄樊四中、襄阳城西贾家冲和麒麟店等地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中，出土的陶俑、镇墓兽和牛车模型等，恰如其分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文化特色。陶俑品种多样，有伎乐俑、文吏俑、持扇俑、持物俑、跪拜俑、小冠文吏、铠甲武士俑等。伎乐女俑眉骨突出，高鼻深目，或站立式，或蹲踞状，似在奏歌载舞，似在表演口技。文官俑头戴冠，身着宽袖长袍，腰束带。或双手下垂，或拱袖而立，温良恭谨、形态洒脱。侍女俑眉目娟秀，头梳环髻或螺髻，身着交领宽袖长袍，腰束带，形态各异，温顺柔和。武士俑体格强健，威武剽悍等。陶牛体态健壮，神情自若，悠闲慢步。镇墓兽人首兽身，呈蹲坐状，怒目圆睁，面部狰狞恐怖，怪诞不稽，其形象具有不可抗衡的威慑力。这些陶俑，兼具南北文化风格和特征，真实形象地表现出士族名士放荡不羁的世俗面貌。
魏晋南北朝盛行厚葬，陶俑种类除兵马俑、侍者俑、说唱歌舞俑外，还有家禽、家畜等动物陶塑和仓灶、井、磨、楼阁、田园等模型，虽较之兵马俑形制大大缩小，整体艺术气势也远远不如，但制作精巧，面部表情自然生动，姿态更为丰富，更贴近生活现实，具有浓郁生活气息。
10. 南北朝国宝文物雨花石不是八仙过海留下的石头，雨花石为女娲补天的遗石。
雨花石是一种天然玛瑙石，也称文石，观赏石，幸运石，主要产于南京市六合区及仪征市月塘镇一带，是南京、仪征著名的特产。中国自南北朝以来，文人雅士寄情山水，啸傲烟霞，至唐宋时期达到巅峰，雅史趣事中有关赏石的佳话不胜枚举，神奇的雨花石更是成为石中珍品，有“石中皇后”之称，被誉为“天赐国宝，中华一绝”。
11. 南北朝时期文物东汉王朝之后，接着是魏、蜀、吴的三国鼎立局面。后来魏灭蜀，司马氏又夺取魏政权建立晋朝，史称西晋(公元265—316年)，公元280年晋灭吴而统一全国。不久，北方鲜卑等族进入中原，晋朝南迁，史称东晋(公元317—420年)，形成南北朝对峙。南朝(公元420—589年)继东晋后出现宋、齐、梁、陈四朝。北朝(公元386—581年)为北魏，后又分为东魏、西魏。继东魏的是北齐，继西魏的是北周。南北朝对峙直到公元581年隋王朝建立才又归统一。这段历史共368年，合称魏晋南北朝。
从汉代发展起来的造纸术在这一时期进入发展阶段，同汉代相比在产量、质量或加工等方面都有提高，原料不断扩大，造纸设备得到更新，出现新的工艺技术，产纸区域和纸的传播也越来越广，造纸名工辈出。这一时期的纸流传到现在的较多，出土物也相当丰富，而文献记载也不少，为研究提供了方便条件，从实物看，魏晋南北朝时的纸比汉代纸有明显的进步，首先表现在白度提高、表面更平滑、结构较紧密，纸质细薄且有明显的帘纹。纸上纤维束较少，有的晋纸纤维打浆度达70%，接近机制纸。
魏晋南北朝时造纸术的进步及纸的质量的提高，还可从当时文人咏纸的诗赋中看出。例如晋人傅咸《纸赋》写道：“夫其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则，体洁性真。含章蕴藻，实好斯文。取彼之弊，以为己新。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这是说，麻纸由破布做成，但洁白受墨，物美价廉，写成书后可以舒卷。南朝梁人萧绎《咏纸》诗云：“皎白犹霜雪，方正若布棋。宣情且记事，宁同鱼网时。”如果说书写材料在汉代还是帛简并用，纸只作为新型材料尚不足以完全取代帛简，则这种情况在晋代已发生根本变化。由于能造出大量洁白平滑而方正的纸，人们就无需再用昂贵的缣帛和笨重的简牍，逐步习惯于用纸书写，最后彻底淘汰了简牍。东晋末年有的统治者已明令用纸作为正式书写材料，凡朝廷奏议不得用简牍，一律以纸为之。例如桓玄(公元369—404年)废晋安帝而自称为帝，改国号为楚，随即下令曰：“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考古发掘表明，西晋墓葬或遗址中所出文书虽多用纸，然仍时而有简出土，但东晋以降，便不再出现简牍文书，而全是用纸了。过去用简牍书写时是将一片片简用皮条或绳扎起，连成一长串(册)，然后再卷成一大捆。用纸书写时则将一张张纸用浆糊粘接起来，用小木轴卷起成为书卷，这样一卷纸本书就可容下几大捆简册所容之字，轻便实用，从而引起书籍形式的演变。过去用简册写成的一本书需两个人抬起，现在可以轻松地放在衣袋中随手展卷。
纸在中国社会的普遍使用，有力地促进了书籍文献资料的猛增和科学文化的传播。反之，科学文化和图书事业的发展又要求造出更多更好的纸。在雕版印刷术未发明以前，古代书籍都是写本卷子形式。晋初官府藏书即以万卷计，据魏秘书监荀勗(？—公元289年)所编内府藏书目录，所收四部图书近三万卷。至宋元嘉八年(公元431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已载6.4万卷。私人藏书也逐渐多起来，晋人张华迁居时载书30车，同时代的郭泰有书5000卷。因此梁武帝(公元502—549年)时“四海之内，家有文史”，当然这些书都是用纸写成的。著述之多引起抄书之风盛行，又促进书法艺术的发展及汉字字体的变迁。在一片窄而坚硬的简牍上写字，笔锋受书写材料空间及质地所限而不能充分施展。但改用洁白平滑又柔韧受墨的大张纸上挥毫，情况就根本改观。晋代能出现像王羲之(公元321—379年)、王献之(公元344—388年)那样杰出的书法家，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纸的普遍使用。晋以后由汉隶过渡到楷隶，最后形成现在通行的楷书，草书也因而得到发展，汉字字体的变迁也因用纸而引起，因为在纸上可随心所欲地挥毫，没有任何限制。同样，在纸上作画也会收到良好的艺术效果。1964年新疆吐鲁番出土东晋时的纸本人物画(106.5厘米×47厘米)，可能由六张纸联成，是现存最早的纸本绘画。用纸绘制地图早在西汉初已开始，在晋代又获得发展，制图学的进步导致晋人裴秀(公元223—271年)“制图六体”理论的提出。可以想到，在官私藏品中除大量书籍外，还包括舆图及书法、绘画作品，因而古代将“图籍”或“图书”并称。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用纸抄写经史子集书及公私文件外，佛教、道教的兴起也耗去大量纸。敦煌石室所出这时期经卷多为佛经。其所耗纸量可能比抄写非宗教著作还多。这时南北各地(包括少数民族地区)都建立官私纸坊，就地取材造纸。北方以长安(今西安)、洛阳、山西、山东、河北等地为中心，生产麻纸、楮皮纸、桑皮纸。东晋南渡后，江南也发展了造纸生产，今浙江绍兴、安徽南部、建业(今南京)、扬州、广州等地成了南方造纸中心，纸种与北方同。但浙江嵊县剡〔shan善〕溪沿岸又成为藤纸中心。由于纸工在生产中积累了先进经验，结果名纸屡现。除左伯纸外，张永纸也名重一时。张永为南朝刘宋(公元420—479年)时人，他造的纸为宫廷御用纸所不及。除本色纸外，还生产各种色纸，除使用单一原料外，有时还将树皮纤维与麻纤维原料混合制浆造纸。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有一篇介绍种楮，书中写道：“煮剥卖(树)皮者，虽劳而利大。(若)自能造纸，其利又多。”这反映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种楮造纸的情况。1972年新疆阿斯塔那出土高昌建昌四年(公元558年)墓葬中的《孝经》一卷，其背面补缝用纸即皮纸。1973年敦煌千佛洞土地庙出土北魏兴安三年(公元454年)写《大悲如来告疏》用纸亦为楮纸。但现存魏晋南北朝纸本文物中，据我们检验绝大多数仍是麻纸。
古书还提到晋代有一种侧理纸或苔纸。据后秦人王嘉《拾遗记》称，西晋学者张华《博物志》书成，武帝赐侧理纸万张。据说此纸乃南方人以水苔造，呈青绿色，又名苔纸。又因此纸上有纵侧纹理，而水苔又名陟厘，再讹为侧理，更名侧理纸。我们的模拟实验证明，用水苔不能造出纸，有一种莎草科的苔虽可造纸，但不是水苔。因而这种纸可能仍以麻纤维为原料，在纸浆中掺入少量鲜水苔，抄成纸后表面呈纵横斜侧的青绿色纹理。如用发菜代替水苔，则纹理呈黑色，即所谓发笺。因此所谓侧理纸或苔纸实际上是一种艺术加工纸，其由来久远。后来朝鲜李朝(公元1392—1910年)造高丽苔纸或发笺，即根据中国晋代时发展的这种技术制成。这种技术启发了后来欧洲及日本国造出一系列具有不同彩色添加剂的艺术加工纸。为了改善纸的性能，晋代已有施胶技术，早期施胶剂是植物淀粉剂，或刷在纸面上，或掺入纸浆中。这样处理可使纸增加对水透过性的阻挠能力，将纤维间毛细孔阻死，或改善纸浆悬浮性。先前西方人认为施胶技术是唐代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开始的，后来日本学者认为始于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但我在1964年的实物化验证明，西凉建初十二年(公元416年)写本《律藏初分》纸即用纸内施胶术处理过，这相当于东晋，看来施胶技术可溯至魏晋。因为后秦白雀元年(公元384年)墓葬物清单用纸表面施以淀粉剂，再经磨光，这是迄今年代最早的施胶纸。
汉代纸一般较厚重，而魏晋南北朝纸比汉纸稍薄，且有明显的帘纹。从技术上看，晋南北朝时是用类似现今传统方式抄纸的活动帘床纸模抄造的。这类模具由竹帘及木床架两部分构成，再用两根边柱使二者紧贴在一起，可合可拆。将二者合起时放纸浆中捞纸，滤水后将竹帘取下并将其上的湿纸置于木板上；再将二者合起重行捞纸，取下竹帘并将湿纸置于上次抄出的湿纸上；如此重复，最后将叠在一起的湿纸压榨去水，再行干燥。这种可拆卸的抄纸器的优越性在于用同一模具可连续抄造出千万张纸，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设备利用率，捞出的纸紧薄而匀细。活动帘床抄纸器起于何时，只能从出土实物中作出判断，至迟在魏晋时已普遍使用，看来是在汉代抄纸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抄纸器在此后1000多年间通行于全世界。魏晋南北朝时的纸帘用较粗(每根粗2毫米)竹条编成，北方有时用芨芨草杆代替竹条。抄纸器形状及大小与所要抄造的纸一样。北宋人苏易简(公元958—996年)《文房四谱·纸谱》云：“晋令诸作纸，大纸〔广〕一尺三分，长一尺八分。小纸广九寸五分，长一尺四寸。”换算后，晋代大纸为31.3厘米×43.4厘米，小纸22.9厘米×33.7厘米。但我们对出土实物测量后所得尺寸比苏易简所述略有差异。1977年新疆出土公元384年的一张完整纸，幅面为23.4厘米×35.6厘米。这是晋代时的小纸，但仍比汉纸为大。我对几十种纸样实测后，得出的结果如下表所示：从上述数据可以知道魏晋南北朝时纸及抄纸器多为长方形，很少见有后世的大幅纸，这种抄纸器由一人操作。由于纸幅较小，多用于书写，而作画则用大幅纸，故画家这时仍以缣帛为创作材料。魏晋南北朝时对纸的加工技术也有发展，较重要一项成就是表面涂布技术。这种技术是将白色矿物细粉用胶粘剂均匀涂刷在纸面，再以石砑〔ya亚〕光。这样既可增加纸表的白度、平滑度，又可减少透光度，使纸表紧密，吸墨性好。这种技术在欧洲是由英国人卡明斯(GeorgeCummings)于1764年首次使用的，将铅白、石膏、石灰及水混合后涂刷于纸上。但研究造纸技术的美国学者亨特(DardHunter)相信“此方法为中国人首先使用”。中国从何时发展涂布技术的呢？20世纪初奥地利科学家威斯纳(JuliusWisner)对新疆出土南北朝纸化验后发现中国在5—6世纪时已将石膏涂布于纸表。1973年我化验新疆出土前凉建兴三十六年(公元348年)文书纸及东晋写本《三国志·孙权传》用纸时发现都是表面涂布纸，于是我们将这种技术又上溯到4世纪，比欧洲早了1400多年。常用的白色矿物粉有白垩土、石膏、滑石粉、石灰，后来又用瓷土或高岭土等。涂布方法是将白粉碾细，放入水中成悬浮液，再与淀粉、水共煮(亦可用胶水)，用排笔涂施于纸上，因为有刷痕，干燥后还要砑光。这类纸在显微镜下观察，在纤维间有清晰可见的矿物粉晶粒。一般情况下，如果纸只一面书写，则作单面涂布，而背面仍是原纸。
对纸张加工的另一技艺是染色。除增添纸的外观美外，有时还有改善纸性能的实际效果。最常用的色纸是染黄纸，早在汉代就已开始。二世纪的刘熙在《释名》中将“潢”字解释为染纸。魏晋南北朝发展了染潢技术，当时有两种方式，或者先写后潢，或先潢后写。西晋人陆云《陆士龙集》卷八中收有他给哥哥陆机(公元261—303年)的一封信，其中说：“前集兄文为十二卷，适讫十一(刚完成11卷)，当潢之。”这是先写后潢。《晋书·刘卞传》载刘汴至洛阳太学应试儒家经典，官吏令他写黄纸一鹿车。卞曰：“刘卞非为人写黄纸者也。”这是先潢后写。黄纸广泛在公私场合使用，尤其宗教信徒抄写佛经、道教经典多以黄纸。染黄所用的染料用芸香科落叶乔木黄柏(古时叫黄檗)皮。东汉炼丹家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中有“若檗染为黄兮，似蓝成绿组”之句。东晋炼丹家葛洪的《抱朴子》中也提到黄檗染纸。中国所产黄柏有川黄柏及关黄柏，其干皮呈黄色，味苦，气微香。经化学分析内含生物碱，主要是小柏碱。这种生物碱既是染料，又有驱虫防蛀作用。晋代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也爱用黄纸写字。用黄纸著书的风习至南北朝时仍继续流行。用这种黄纸书写有下列考虑：(1)此纸能驱虫防蛀，延长书的寿命，又有书香之气。(2)黄色不刺眼，可长时间阅读而不伤目。如有笔误，可用雌黄(As2S3)涂后再写，便于校勘。所谓“信笔雌黄”即由此而来。(3)黄色表示庄重，典雅，是五色中的正色。在敦煌石室写经中有不少这类实物。除黄纸外，还生产其他各种色纸。《初学记》卷二十一引应德詹《桓玄伪事》称：“〔桓〕玄令平准作青、赤、缥、绿、桃花纸，使极精，令速作之。”又《邺中记》云：“诏书以五色纸，著凤雏口中。”这里提到的色纸有青、赤、缥、绿、桃花等色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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