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那些习惯在开放环境里运作的西方企业来说，怎么在中国运营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压力，”中国入世谈判时美方的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说。 （东方IC/图）

　　“中国必须形成这样一种文化：寻求更大的透明度，更多地依赖规则而非关系，更加追求公平交易。”

　　南方周末：入世以后，中国市场接轨世界，中国制造输出到世界各地，但有人说，中国的商业文化并未与世界接轨。你怎么评价？

　　巴尔舍夫斯基：我认为说得没错。中国的法律制度仍不完善。中国必须形成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寻求更大的透明度，更多地依赖规则而非关系，更加追求公平交易。

　　当然，另一方面，中国完善法律方面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10年或15年前，中国的很多法律条文并不对外公布，甚至无法获得。外国企业在中国并不受欢迎。即便这些外国企业进驻中国，仍然存在各种障碍，甚至中国法庭都无法解决。

　　中国在过去数千年中形成的经济制度与西方有太大不同，因此变革显得困难重重，不仅需要法律制度的更新，更需要一种文化认同，认同这种变革的意义，而这确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巴尔舍夫斯基：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规则以及如何运用规则的绝对透明，决策过程以及受到挑战时的绝对透明。规则透明能让个人或者公司在遵守法律制度时“感觉舒服”，会让他们觉得受到公平对待而心存感激。我觉得，制度透明，非常非常重要。

　　对那些习惯在开放环境里运作的西方企业来说，怎么在中国运营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压力，因为他们已经习惯跟所有的竞争者一样基于相同的规则、获取相同的信息，可以公开的交流，若无极端情况不会受到审查。西方企业需要考虑的是，自己究竟能不能在中国法律设限内生存？

　　我非常希望中国政府能更加信息公开，也希望外国企业可以继续尝试与中国政府沟通、合作。这样才更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也利于外国企业在中国开展业务。

　　南方周末：有人说，入世十年，中国依靠外向型经济驱动。金融危机之后，欧美市场渐趋饱和，但国内的消费需求并未培养起来，中国正吞食畸形经济结构的苦果。你怎么看？

　　巴尔舍夫斯基：确实，中国需要重新平衡自己的经济结构。中国近年的经济增长多由投资和出口拉动。事实上，中国当下由内需拉动的经济增长占GDP的比重甚至比20年前低。现在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海外，如果美国、欧洲经济浮动，中国出口也随之浮动。而中国内需能保障经济稳定。

　　有很多方法可以扩大国内需求，但是最重要的是，应该明白国内需求本身与中国的银行系统有关。中国的个人储蓄利率非常低，然后银行以非常低的利率将资金贷给那些资金使用效率非常低的企业。如果中国希望获得国内需求驱动的经济增长，那就必须提高存款者所能获得的回报，这是中国家庭的第二种收入来源。

　　中国还应该加快金融系统的现代化进程，为能创造内需的企业提供多种融资渠道，同时为家庭提供多元化投资渠道。

　　总之，确保储蓄者以市场利率获得利息，向借贷者以市场利率收取利息，这样才能使资金流向最有效率的、最富生产力的企业。停止政治借贷，增加商业借贷。

　　南方周末：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保护主义抬头，比如最近的轮胎特保案、人民币汇率惩罚性关税等，你如何回应？

　　如果美国认为中国违背某项条约，他们可以跟中国谈判，或者将其变成一个WTO案例。反之亦然。用WTO框架来解决这些争端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也能迫使这些国家遵守条约。

　　你提到金融危机后保护主义抬头，我们确实看到一些国家出台保护主义的措施。但是这些措施非常细微，因此受保护主义影响的全球贸易量微乎其微。

　　实际上，即便是金融危机期间，这些国家都还十分遵守WTO条约，没有让全球经济变得更糟，这一点倒让我印象深刻。我并不是很担心贸易保护主义。

　　南方周末：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市场格局发生变化：欧美保护主义抬头，中国成了自由市场的忠实拥趸。你怎么看未来的趋势？

　　巴尔舍夫斯基：中国并不是一个自由市场的拥趸，我是指，如果你看看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或者那些向国有企业过度倾斜的政策。这些政策并非市场驱动，而是旨在控制市场，使市场朝着与市场相反的方向发展。中国市场确实越来越自由开放，但在很多领域中国政府仍然试图控制市场。

　　我必须承认，没有一个国家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市场。所有国家都有特定的“例外”。但是，由于中国的市场规模巨大，一旦中国涉及贸易保护主义，将会产生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