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与梁实秋之间，好像没有什么交集，不过，在抗战时期，梁实秋准备访问延安，却被毛主席明令禁止。
毛主席一向对知识分子非常友好，也很欢迎知识分子去延安参观访问，那么，他为什么要对梁实秋如此反感呢？
事情还要从梁实秋与鲁迅的论战说起。
1927年，梁实秋发表了一篇评论法国思想家卢梭的文章，即《卢梭论女子教育》，除了大谈女子教育等话题外，还对卢梭进行了一番抨击。
这篇文章，引起了鲁迅的反感，因为鲁迅对卢梭的观点非常赞同，于是就接连写了两篇文章，《卢梭与胃口》和《文学和出汗》，对梁实秋的观点进行了批驳。
梁实秋也不甘示弱，又写了一篇文章反驳鲁迅，夹枪带棒地写道：“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于是也有无穷无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人开了药方，他格外的不满：这一服药太冷，那一服药太热，这一服药太猛，那一服药太慢。把所有药方都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好像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所作的样子。”
不过，鲁迅这次多作回应，这件事也就渐渐淡化了。
两年后，梁实秋看到鲁迅翻译的苏联作家卢那察尔斯基的作品《文艺与批评》一书后，又写了一篇文章，指出鲁迅在翻译的过程中存在着“硬译”、“死译”的毛病，认为鲁迅的翻译水平不仅低劣，而且极有可能是别人代笔翻译的。
面对如此攻击，鲁迅自然不会视若无睹，就写了一篇文章，对梁实秋的质疑作了回应。
因为两人的地位和影响力，很多人都加入了进来，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论战，梁实秋也写了一篇文章《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提出文学从来没有所谓的阶级性一说，所谓的资产阶级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都是“实际革命家”创造出来的“口号”，所谓的“文学阶级性”理论，不仅不能成立，而且在实际行动中也从来没有成功过。
这篇文章，直接将矛头指向了当时盛行的无产阶级文学，自然引起了无数人的反对，鲁迅也写出了那篇著名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其中写道：“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这场论战愈演愈烈，成为当时文学界最具战斗性、观赏性的场面，甚至被后人称为近代文化史上“第一论战”。
这场论战的影响力实在太大，毛主席自然也是了如指掌，对梁实秋的观点完全不赞同，认为这个人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完全没有无产阶级的立场，自然也就对他没有好感了。
如果说梁实秋这次还只是在文学的阶级立场上有问题，那么他后来表现出来的问题，就事关民族抗战大局了。
全面抗战爆发后，梁实秋担任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旗下的副刊《平明》主编，在1938年12月发表了一篇争议颇大的《编者的话》。
在这篇文章中，梁实秋破天荒地提出了“抗战无关论”，声称：“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有不同。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
在那个国难当头、全民抗战的大局面前，梁实秋的这番言论，是非常不合时宜的，因此立即引起了左翼作家们的强烈反击。
梁实秋虽然也写过几篇文章为自己辩护，但是在民族大义面前，没有丝毫说服力，连之前一直支持他的朋友们，这次也选择了跟他划清界限，分道扬镳。
1940年初，梁实秋作为“华北慰劳视察团”的一员，开始对各战区走访慰问，当他们准备前往此行的最后一站延安时，突然接到了延安方面的通知，明确说毛主席不欢迎梁实秋先生来延安访问。
这个消息，让梁实秋非常尴尬，只好取消原定计划，匆匆返回重庆。
梁实秋的遭遇，其实也可以给我们一个警告，就是在国家民族大义面前，容不得任何花言巧语，一定要谨言慎行，时刻都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参考资料：《梁实秋传》《民国碎片文人篇》《团结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