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风莉
824年12月2日，京都长安的“早间新闻”播发了这样一条消息：著名的昌黎先生、文章巨公、吏部侍郎韩愈，今天早上六点因病去世，享年五十七岁。
本来一个朝廷官员的去世，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韩愈逝世之后，却引来了一些非议。因为他不是正常死亡，而是慢性中毒。
韩愈在晚年时，妻妾成群，生活比较腐化。为了壮阳，他开始服食硫磺。硫磺有毒，为了减缓毒性，韩愈就嘱咐厨师将其研成末喂公鸡，喂足千日后再吃鸡肉。
正史对韩愈的死因避而不谈，但宋朝陶谷的《清异录》中，对此事作了明确记载：昌黎公逾晚年颇亲脂粉，故可服食；用硫磺末搅粥饭，啖鸡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灵库”，公间日进一只焉，但是“始亦见功，终致绝命。”
幼年而孤，仕途坎坷
公元768年，李白去世后的第六年，唐朝新一代文坛盟主韩愈出世。
韩愈出生后不到两个月，其母就去世了，三岁时父亲也撒手而去。韩愈幼年而孤，便由其兄韩会抚养。
一转眼，韩愈到了上学的年龄，嫂嫂郑氏想为小弟取个美而雅的名字，但翻了半天书本，也没找到一个好名字。韩愈便说：“嫂嫂，我干脆就叫韩愈，愈者，超越也，没有比这更好的名字了。”
777年，韩会因病去世，九岁的韩愈，与嫂嫂避居江南宣城，尝尽颠沛流离之苦。韩愈的文学天分奇高，七岁时便能“日记千百言”，十三岁时便能出口成章。
787年，韩愈取得乡贡资格后，前往长安参加当年的科举考试，不第。后又落榜两次，直到792年才登进士第。
为了取得通向官场的资格证，韩愈又参加了三次吏部博学鸿词科的考试，均无果。他只好给当时的宰相修书两封，但毫无回音。
第三次，韩愈干脆豁出去了，他直接带着信来到宰相府门外，以期碰到宰相后“当面沟通”。然而当他的身影刚出现在相府门口，就被门卫当叫花子撵走了。韩愈不由得悲叹：
人情忌殊异，世路多权诈。
蹉跎颜遂低，摧折气愈下。
冶长信非罪，侯生或遭骂。
怀书出皇都，衔泪渡清灞。
——《县斋有怀》
公元801年，韩愈重振精神，第四次参加吏部的选拔考试，终于得中通过。次年春，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
803年，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当时关中大旱，灾民流离失所，饿殍满地。负责京城行政的京兆尹李实，却封锁消息，谎报关中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
目睹严重的灾情，韩愈痛心不已，他愤而上《论天旱人饥状》疏，希望朝廷能够减免灾民的赋税。但他的这封上书，并没有引起皇帝的重视，自己反遭李实等人谗害，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
在过阳山的阳溪时，韩愈伤感地写下：
浩浩复汤汤，滩声抑更扬。
奔流疑激电，惊浪似浮霜。
梦觉灯生晕，宵残雨送凉。
如何连晓宇，只是说家乡？
——《宿龙宫滩》
协助裴度，平定淮西
814年，淮西地区军政一把手吴少阳去世，他的儿子吴元济不等皇帝任命的诏书，就直接走马上任。
上任之后，吴元济切断了江南向朝廷的进贡之路，坐收税赋，还与河北镇州、鄂州等地的军阀勾结，纵兵肆掠，横行不法，反动行径堪比盗贼。
唐宪宗立刻派宰相武元衡调遣九州兵马，欲将吴元济一举拿下。没想到，叛军也不是吃素的，他们不但烧毁了唐军的主要粮草基地，还派出刺客，刺杀了宰相武元衡，刺伤了朝廷重臣裴度。
面对这种形势，京城人心惶惶，投降派的“和谈”之声甚嚣尘上。是战是和，唐宪宗询问宰相裴度的意见，裴度表示愿不顾生死，亲赴前线，力除淮西这个朝廷的心腹大患。
韩愈对唐朝的藩镇割据势力，一贯深恶痛绝，此时韩愈早已奉旨回京，他向唐宪宗进言：
“陛下，叛军虽然嚣张，但是我赫赫大唐，必能将其平定。淮西连着山东河北，若三股叛军合流，后果将不堪设想。社稷之安，中兴之业，在此一举，臣愿请战！”
说完，韩愈将他熬了几个通宵写的《论淮西事宜状》的奏章，向宪宗呈上。宪宗阅毕，大喜。他当即决定:这场平叛之战不但要打，而且要把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吴元济，打得无家可归，落花流水！
公元817年，唐宪宗任命裴度为剿匪“总司令”，任命韩愈为前敌总参谋长（行军司马）。韩愈意气风发，对这场战争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旗穿晓日云霞杂，山倚秋空剑戟明。
敢请相公平贼后，暂携诸吏上峥嵘。
——《奉和裴相公东征途经女几山下作》
到达淮西后，裴度先巡抚诸军，宣达圣旨，而后立即罢免中使监军，收兵权于将帅。由于裴度军法严肃，号令划一，军中捷报频传。
在战争进入到白热化的阶段，韩愈经过多方勘察巡视，了解到吴元济把主要兵力投入到郾城方向，而老巢蔡州的兵力非常弱。因此他向总指挥建议：派发精兵数千，奇袭蔡州！
十月的一个风雪之夜，裴度派李愬率九千精兵，奔袭百余里捣毁了蔡州，将吴元济活捉，叛军群龙无首，很快土崩瓦解。
借着平叛胜利的东风，韩愈又一鼓作气，不费一兵一卒，成功劝降了成德节度使王承宗，使之归顺朝廷，并主动上交了两个州的地盘。
凯旋途中，韩愈给华州刺史张贾写了一份通知，让其作犒军准备。哪知韩愈难抑胜利的喜悦，将这份通知写成了一首政治抒情诗：
荆山已去华山来，日照潼关四扇开。
刺史莫辞迎候远，相公新破蔡州回。
——《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
谏迎佛骨，被贬潮州
公元819年正月，唐宪宗让太监杜英奇，带三十名宫人去迎接法门寺的佛骨，接回之后先在皇宫中保留三天，然后再送到各个寺院巡回展出。
据说法门寺的佛骨，三十年才开一次，开时祥瑞兆临，国泰民安。所以老百姓争先恐后地为佛骨捐款施舍，有人因此而破产，有人甚至焚顶烧指，断臂挖肉，来表达对佛祖的虔诚。
韩愈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喜儒不喜佛，看到人们对佛骨的疯狂热情，韩愈意识到这样下去，必将影响大唐之国运。于是他以《谏迎佛骨表》上疏直谏，对掀起迎拜佛骨狂潮的唐宪宗予以劝诫。
在《谏迎佛骨表》一文中，韩愈在陈述历代皇帝信奉佛教，无益于自身和国家之后，“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并言“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绝不怨悔。”
韩愈的拳拳为国之心，确实令人感动。但是这一次，唐宪宗读完韩愈的大作，没有像读完《论淮西事宜状》那样“大喜”，而是大怒！
唐宪宗觉得，韩愈简直猖狂至极，跟他提起意见来，没有一点人臣的样子。一会儿威胁他信佛的皇帝短命；一会儿指责他什么都不懂，一会儿又让他把佛骨烧了。唐宪宗直接来了五个字：“将韩愈斩首！”
宰相裴度等人，不忍韩愈被杀，在他们的苦苦相求之下，韩愈被免于一死，贬为潮州刺史，并责令即日上道。
韩愈只身一人，仓促上路，在过秦岭时，他的妻儿还没有跟上来。韩愈预感到自己此去凶多吉少,于是激愤慷慨地写下：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左迁至蓝关侄孙湘》
到达潮州以后，韩愈不顾这里闷热潮湿，瘴气肆虐，他马上开始熟悉潮州，开展公务。
当时的潮州，是偏远荒僻之地，于是韩愈兴办教育，奖劝农桑，廷选人才，传播文明。为了解决教育的资金问题，韩愈甚至将自己每个月的俸禄，全部捐献出来。
潮州人民为了感念韩愈，让潮州的山水都改姓韩：韩江、韩山、韩堤、景韩亭、昌黎路等等。在韩愈的影响之下，潮州文化兴盛，吏治清明，至宋代时，潮州已成为人文鼎盛、重礼崇儒的“海滨邹鲁”。
今天，青青韩山依然巍峨耸立，滔滔韩江依然奔流不息。在潮州的大地上，韩愈虽然只停留了八个月，但他留下的精神遗产，将是潮州人民永恒的财富。
临危受命，智勇双全
821年，河北镇州发生了地方叛乱，成德节度使田弘正手下，一名叫王廷凑的军官杀了田弘正，拥兵数万，割据镇州，要挟朝廷封他为节度使。
唐穆宗派将军牛元翼前去平叛，不料，牛元翼大军反被叛军打得狼狈逃窜。王廷凑的骁勇震惊了朝廷，唐穆宗立即召集众爱卿商议对策。群臣议论纷纷，穆宗不知如何是好，这时，韩愈上前进言到：
“臣以为，王廷凑并不是真心反叛，他只是要当节度使，答应了他，则可化干戈为玉帛，一旦开战，双方皆血流成河。再说田弘正贪污军粮，体罚士兵，王廷凑骁勇善战，治军有法，如此良将，用之何妨?”
穆宗一听，甚为有理。但是，谁去那个狼虎之穴劝降呢？
韩愈道：“臣愿请命前往。”
822年二月，韩愈作为朝廷的宣慰使，前往镇州。百官都为他的安全担忧，元稹道：“韩愈可惜”，唐穆宗也有点后悔，他差点要把韩愈叫回来了。
韩愈说：“止，君之仁；死，臣之义。”在《镇州路上谨酬裴司空相公重见寄》一诗中，韩愈写道：
衔命山东抚乱师，日驰三百自嫌迟。
风霜满面无人识，何处如今更有诗。
到达镇州，王廷凑勒兵严阵以待，虎视眈眈地看着韩愈。韩愈雍容前行，快走到王廷凑面前时，他正色厉声道：“皇上让我来任命你为节度使，你们这是干什么？！”
王廷凑一听，态度马上缓和下来，他说：“这是士兵们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韩愈指着他骂道：“皇上认为你有将帅之才，才任命你为节度使，没想到你竟然连这些士兵都指挥不动！”
王廷凑立即命士兵退下，并且表示归顺唐朝，服从中央领导，一场叛乱就这样被韩愈轻松地解决了。回朝后，唐穆宗大悦，升韩愈为吏部侍郎，一年之后，又改任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
韩愈做了京兆尹之后，京城神策军闻之，都不敢犯法，大家私下里说：“他连皇帝的佛骨都敢烧，连王廷凑那样的反动分子都被他震慑住了，我们怎么敢犯法？”
此时的韩愈，心情大好。经历了那么多仕途的波折起伏，他终于在朝廷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又一个美好的春天来了，韩愈多想邀上好友，到生机勃发的大自然中去走一走：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百代文宗，永垂不朽
韩愈从小立志要做人中之首，最终他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他担任过风光体面的国子祭酒（国立大学的校长），晚年又任正四品的吏部侍郎。
虽然他一生的仕途沉沉浮浮，坎坎坷坷，但是不管在怎样的位置上，韩愈始终秉持公心，恪尽职守，以报国利民为念，真正做到了“上不愧天，下不愧地，内不愧心”。
与卓越的政治成就相比，韩愈在文学上的贡献更大、影响更为深远。
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身体力行的践行者。虽然在韩愈之前，已有不少人提出过文学复古的主张，但他们或立论不够明确、完善，或缺乏与其理论主张相适应的优秀作品，因而他们的倡导没有收到多大效果。
韩愈却不然，他的古文运动，不仅有理论、有作品，有家传，有师承，还有一大批与他志同道合的朋友，比如张籍、李观、欧阳詹、刘禹锡、柳宗元、白居易，元稹等等。
他们为韩愈的文学主张摇旗呐喊，并亲自写文章以声援。在这些朋友之中，和韩愈并称“韩柳”的柳宗元，在文学创作上，是韩愈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同盟。
韩愈的文章气势雄伟，说理透彻，“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是唐代古文的最佳典范。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不但恢复了先秦两汉的古文传统和历史地位，而且主张“文以载道”，对唐宋文学的影响尤为重大。所以韩愈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时人有“韩文”之誉。
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韩愈“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苏洵则说：
“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
苏洵的评价，道出了韩文的非同一般，这种非同一般，跟韩愈无与伦比的文学才情有关，也许还跟他与生俱来的一种威仪气度有关。正如作家潘向黎所说，韩愈是一个气场和存在感均极强的人物。
作为文坛领袖，他“手持文柄，高视寰海”，“三十余年，声名塞天”；作为作家，他敢为风气之先，为诗为文气势磅礴；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人”，他刚直敢任，人格伟岸，诚为伟丈夫。
韩愈曾作《伯夷颂》一文，以赞伯夷：“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
行事独特，以义为归，不理会别人的褒贬，相信自己的道并且对自己有清楚地了解，这不光是伯夷的处世为人，也是韩愈一生高蹈于世、光明磊落的写照。
至于韩愈晚年的那点糗事，谁还会计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