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昊昊
近日，长沙市教育局发布中考中招制度改革方案，在规范政策性优待项目方面提出，自2025年起，高层次人才子女享受教育优待实行单列，不纳入统招计划。这一举措短时间内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不只是长沙，近年来苏州、惠州、湛江等地都推出了高层次人才教育优待政策，各个城市的做法有一些共同点，比如入学保障、协调转学、给予就读补助等，但这些优待政策多集中在幼儿园、小学阶段。
中考在我国教育体系中是一个关键节点，是学生打开高中优质教育的第一把钥匙。长沙的中考本就竞争激烈，在这种情况下给特定群体优待，让民众觉得是在“拼爹”，影响了教育公平，即使长沙市教育局工作人员回应新政与统招计划“互相不影响”，这种简单回复仍难以消除民众疑虑。
上述问题主要有两个争议点。一是特定群体该不该享受子女教育优待。人们认为新政将父母的成就纳入子女升学评价体系，实质是为“血缘优势”正名，被批评为“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典型体现。二是高层次人才认定标准。
根据长沙市此前发布的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目录，高层次人才包括国际顶尖人才、国家级领军人才、省市级领军人才、高级人才4类，分别用A、B、C、D指代。其中D类人才包括长沙市优势主导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领域年薪50万元以上的高级经营管理和研发人才等。
最新公示的《长沙市第42批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名单》显示，94名获公示者中有B类1人、C类12人、D类81人。笔者检索此前发布的认定名单发现，每一批公示的高层次人才名单都有数十至上百人，大多数为D类，职务包括企划专员、销售总监、行政后勤负责人、设计师、软件工程师等。
问题在于，长沙将“年薪50万元”作为D类人才的核心标准，却未明确区分“高薪”与“高贡献”，导致大量企业管理者与核心技术人才混杂于同一名单。高收入群体已通过市场机制获得丰厚回报，其子女再享教育特权易引发公平性质疑。教育选拔应基于个人能力，父母身份带来的升学优势，短期内可能吸引人才或满足部分群体需求，但长期必然会动摇教育公平的根基。这种简单以收入划线的做法，既忽视了教师、医生等专业人才的公共服务价值，也让政策沦为部分企业兑现员工福利的工具。公众担忧此类标准可能滋生暗箱操作，削弱政策公信力。
其实，全国多地都出台了针对高层次人才的教育优待政策。从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便利到中考招生的特殊通道，这些政策既被视为城市抢人大战的“杀手锏”，反映了城市间激烈的人才竞争需求；也被质疑为以教育公平换发展的危险试探，触及了教育公平与社会资源分配的深层矛盾。公众对教育优待政策的激烈反应，源于对教育公平底线的集体捍卫。
中国家庭向来注重家教、家风，重视教育，希望子女青出于蓝胜于蓝，因此高层次人才在选择安居乐业之地时，势必会考虑科研平台、经济收入、教育质量等多重因素。在激烈的人才争夺战下，各城市都乐于将好政策和盘托出以彰显引才诚意，但一些城市没有顾及教育公平问题。表面看，这体现了城市对人才的渴望，但深层次上，部分政策已偏离人才发展规律，引发资源挤兑、社会公平受损等争议。
如何在吸引人才的政策红利与教育公平的底线原则之间找到最优解？一方面，应强化现有政策的透明度与监督机制，避免将经济资本与学术贡献混为一谈，并将其与社会贡献挂钩，缩小优待范围，同时人才离开本地时应及时终止优待资格；将教育优待政策限定在幼儿园、义务教育阶段就近入学等非选拔性教育阶段，避免触及选拔性考试；根据高层次人才在本地就业年限、科研产出和成果转化量、教育公益服务等指标积分，达到一定分值才享受教育优待，而非“一认定即享受”。
另一方面，可以探索替代性激励措施，以更高的物质保障代替教育优待，比如为高层次人才提供更优的住房、医疗等生活保障，加大对科研经费与职业发展的支持。随着教育普及水平的不断提高，“有学上”已不是问题，关键在于“上好学”。从城市长远发展看，要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通过优化师资配置、缩小校际差距等方式，推动教育均衡化，缓解教育焦虑。
教育不是商品，公平不容透支。城市抢人大战无可厚非，但教育公平的底线一旦失守，其修复成本将远超人才引进的短期收益，要让教育回归“能力本位”而非“身份本位”。当教育成为明码标价的“赠品”和“配套福利”，不仅可能使某个孩子失去入学机会，更可能使社会失去“知识改变命运”的信仰。城市的未来，终究要靠制度优势而非政策交易来奠基。真正的城市竞争力，不在于为少数人开辟特权通道，而是让每个孩子都能在公平的起跑线上追逐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