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978年，中共党内在经济发展领域有过几次重大分歧。1949年——1953年，围绕着过渡时期总路线，分歧集中在是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成果还是加速向苏式社会主义转化;1955年——1957年，分歧集中在农村合作化领域;l958年——1962年，围绕着“三面红旗”，分歧集中在计划平衡的跃进与“反冒进”领域;1962年——1978年，分歧已转移到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每次重大分歧中，都有华东的代表人物站在主流派的对立面。这可能不是偶然的。
建国前后，东北和华东是全国经济和财政的两大支柱。由于人文历史和区域经济结构的明显区别，两大区域的经济政策各有特点，东北的特点是大计划优先，华东的特点是大流通优先。东北是全国重工业、军工业的中心，东北财委(建国后全称：东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由陈云领衔。华东是民生工业和金融、商贸中心，华东财委(前身是华中财委，建国后全称：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由曾山挂帅，首任主任曾由时任华东局兼任。
东北在日满时期是日本侵华的战略大本营，由日资垄断的军工、矿产、煤炭、电力、冶金、机电、铁路、航空、通讯等现代重工业迅速掘起，大规模的移民式垦荒也开始大量使用农业机械和化学农药等新生产方式。“918”以后至1945年，日本在东北的投资高达100亿美元(苏军撤离时搬走约10亿美元的机器设备)。日本投降前，满洲的GDP已超过日本本土，排在世界前五的行列;重工业和公路、航空占旧中国约80%。日满统治者牢牢掌握着工业经济和交通、矿产、粮食的命脉，通过军屯、贸易管制、口粮配给制，严密控制着城乡经济、贸易活动，民族资本则微不足道。东北城乡间和各省间的商品交换依存度，远远低于关外与关内的商品互存度。解放战争中后期，东北通过接收敌产和土地改革，成为全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和军工战略基地，建国初期，又成为抗美援朝的战略大后方。这一时期，东北经济政策总的目标是为战争服务，有明显的苏式战时经济特点。由政府全面垄断社会核心财产和管控区域经济、贸易的“官有官控”战时经济政策，显示出极高效率。因此，建国后东北经济模式不仅为高度肯定，而且为东北率先向苏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平稳过渡和转化，铺平了道路。
华东自宋以来就是中国商品经济最活跃、工商业最发达的区域，上海更是远东近现代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金融中心、国际、国内贸易中心。民族资本的80%集中在华东。与东北不同，一方面华东能源、矿产、冶金、建材等工业原料对外区域的依赖度高，全国则对华东的民生工业品依赖度高;另一方面，华东内部的城、乡商品补性强，农村供给城市粮、油、棉、盐、果蔬、茶、肉禽蛋、烟草、生丝等食品轻纺原料，城市供给农村纺织品、纸张、机电、火柴、煤油、肥皂、卷烟、医药等民生工业品。由于区域和城乡间的经济互补性和经济主体的民间性，即使在我、敌、伪、顽武装割据、城乡战争对峙时期，相互间大规模的商品交换也只是受到局部“有限管控”。正是在抗战时期，华中战略区(八大抗日根据地)，形成了在发展多元经济基础上，以我为主、以民为本、以军为先、有限管控，兼济各方利益的经济政策指导方计，并局部取得了经济发展、货币稳定、公私两利、军民共享的空前成就。华东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形成的一系列经济指导政策，是形成新民主义经济模式的实践基础(同期，相适应的政体是中共领导下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础的“三三制”民主政权)。政治上的统一战线、以民为本的经济路线，也是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和革命武装在与沦陷区、国统区三足鼎立割据时期，能赢得民心，实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可持续发展的制胜因素。
1953年，东北的高岗、陈云，成为总领中央经济领导部门的统帅，分任大计委主任和大财委主任，是已决心全国仿效苏式社会主义的意志选择;而坚持新民主主义经济路线并有伟大成功实践的华东财经委精英，则沦为中央激进推行社会主义路线的最大绊脚石。这就决定了华东财经委精英被弃用多年的整体命运。
新四军是1937年10月，由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集中组建的，叶挺、项英为正副军长。组建时仅有8000多人，7000多条枪。1941年1月皖南事变前，新四军没有地方政权为依托，没有稳定财源。军费来源以三战区发放军饷为主，社会捐助和流动税收为辅。当时国军中央军小军月饷18万元，中等军是25万元，特大军达30多万元。杂牌军，如川军小军为18万元。开始只给新四军月饷6.6万元，每月分两次支付;后物价飞涨，至皖南事变前，全军月饷不过10余万元。社会最大的一笔捐赠为投军的泰国富侨之子陈子谷同志筹集的20万元。叶挺将军则用夫人李秀文筹集的资金从海外购买了500支驳壳枪。实际上，“皖南事变”前，除皖南军部和直属部队外，分布在江南、苏中、苏北、淮北、淮南、鄂豫边的新四军各支队和地方武装，连基本军饷也没有，多靠向当地士绅索捐和“打资敌”(没收涉嫌通敌者的财产)解决自需，经费十分困难。
1940年3月，张云逸、罗炳辉的部队在安徽来安县半塔、定远县藕塘取得反顽自卫战胜利后，由方毅、魏文伯、张劲夫、张恺帆等先在定县远建立了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其后成立了相当地区行署级的津浦路东联防办事处、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有了自己的地盘，才可以征粮、征税，自力更生解决生计。1940年10月，谭震林统帅的江南部队，在沙州县(今张家港)建立了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并将各地办事处改为地方政权。沙州首任县长蔡辉根据谭震林指示，武装控占了港口、改组了轮船公司，联合沦陷区的爱国商绅，利用长江航道，大规模组织与上海的特种贸易。短期内，为江南、苏中主力部队筹资600余万元，另筹集各类军需(西药、机械、电台、布匹、印刷纸、化工原料等)逾千吨，实实在在为新四军江南、苏中主力部队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抗战以来最丰厚的财源和紧缺军需品。
1941年3月军部重建，是新四军走向成熟发展的转折点。陈毅等人曾被批为“人枪款”主义的积极拓展方计，成为主流战略。至1942年初，新四军各部队已建立起八大抗日根据地。各根据地都有完整的政权体系，社会组织体系，武装体系;至1942年末，各根据地都建立起完整的财经体系和军队供给、军工生产体系。各战略区的财经处为领导财经的总机构，集管理、组织、经营、调控四大职能。管理包括：经济管理和发展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经营包括：自营型银行、企业，对外特种贸易;组织：各类公私合作社、工商企业发展和公共水利设施建设;调控：运用货币、大宗必需商品(粮、盐、棉、布等)调控市场。如1942年—1945年，新四军七师皖江贸易总局蔡辉就利用武装封江控粮、垄断粮油对外贸易的手段，单方面造成芜湖、南京、上海粮油短缺，价格飞涨，迫使对方以低价工业品、盐、军需品换购我方高价粮、油、烟草等农副产品，实现年财政收入逾亿元的奇迹;在财政总收入中，流通性收入已占90%以上。同期，我皖江根据地人民的生活水平、货币购买力、远远高于沦陷区和国统区，产生强大社会影响。赢得“富七师甲全军”的军内共识。
1943年—1945年，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已形成党、政、军一体化的大格局。华中财委由曾山挂帅，朱毅、方毅为副主任、张劲夫、骆耕漠、徐雪寒、孙冶方等为委员。粟裕、叶飞领导的一师对应苏中行署(陈丕显兼财经委主任、陈国栋任副主任);罗炳辉、谭震林领导的二师对应淮南行署(财政处处长陈穆);彭雪枫(后张爱萍)、邓子恢领导的四师对应淮北行署(行署主任刘瑞龙，财政处处长李人俊);黄克诚领导的三师对应苏北盐阜区行署(财政处处长骆耕漠);梁兴初统帅的独立旅对应淮海专员公署(财经处长顾准);、郑位三、任质斌领导的五师对应鄂豫边行署(财经处长范醒之);曾希圣、谭希林领导的七师对应皖江行署(财经处长叶进明兼师供给部长，副处长蔡辉兼贸易总局局长);江渭清的六师十六族对应苏南行署(财经处长李应模，1945年牺牲)。
皖南事变以后，新四军的军费、军需来源完全靠自力更生。一是“取之于己”：1942年开展大生产，部队自组织农业生产，开荒种地、割苇、捕鱼、养鸭、采藕、养猪;各部队还组织开办各类军需厂(被厂、纺织厂、肥皂厂、牙刷厂、牙粉厂、军工厂、煤厂等)生产运动和各类作坊(油坊、磨房、豆腐坊、酒坊、粉坊)。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如1943年，军直属队自给了8个月蔬菜、十个月盐以及全年肉食，生产货值500多万元。二是“取之于敌”：抗战期间，缴获火炮789门，掷弹筒627门，轻重机枪4821挺，长短枪23.0595万支。日本投降前后的大反攻，先后解放城镇32座、市镇40余个，缴获大量武装、装备、弹药、被服、粮食和和黄金、白银、钞票及贵重有价物。三是“取之于民”，即派粮征税。各根据的财政收入1/3交军部，1/3交驻军，1/3归地方。四是“取之于商”。这是最精彩的华东特点。苏中一师利用特购渠道，1942年—1945年从上海购进的军需物资总量80船，近2400吨，货值银元5亿元。皖江七师1943年—1945年，利用长江大通道，开展日进出货运千船的大贸易，仅上缴军部的现款高达法币5300万元(折黄金26.5万两)，还有大批西药、电台、医疗设备等进口军需品，雄踞全军之首，成为“以商养军”的典范。
“先富民而后足兵”，是华中各根据地财经工作的要旨。一、精兵简政，脱产党政军人员控制在当地人口总数2%以下;二、减租减税发展农业;三、扶持发展民间小工商业;四、水利富民：各地都搞水利公用建设。六师在沙洲县、七师在无为县搞得水利工程最大、最出色，蔡辉起了重大作用。
五十年后，时任皖江行署财经处长的叶进明老人回忆道：“这里的工人、农民和小商人，除了担心日寇、伪军或顽军骚扰之处，真是安居乐业。人民对抗日的军队和政权真心地爱戴”。【皖中地区财经工作的回忆】
在八年抗战中，新四军牵制了日军13个师团，占侵华日军总军力的22%、伪军的30%;在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基础上，对日伪军作战2.4万次，毙伤俘敌41万，先后光复国土25.3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400万，建立了苏中、淮南、盐埠、淮北、鄂豫边、苏南、皖江、浙东八大抗日民主根据地。主力部队从组建时的不足1万发展到21.5万余人，地方武装9.7万余人，民兵自卫武装96万余人。至1949年底，以新四军为基础的第三野战军已形成拥兵120万(野战军82.5万人，地方武装39万余人)的雄师。这一切，如果没有强大的战时财政和军需为保障，没有根据地和解放区人民的支持和牺牲，没有几十万默默无闻的华中财经大军呕心沥血的奋斗，是不可能实现的。
华东财经、后勤精英们在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二野、三、四野渡江南下等一系列史无前例的大兵团运动、攻坚军事行动的后勤、财经、军火保障供给中爆发出的巨大经济组织、协调、保障能量，是人民解放战争夺取全面胜利的基本保障。据陈毅、栗裕和曾山、傅秋涛(时任华东支前委员会和支前司令部的主任和司令)、刘瑞龙(时任第三华野后勤部部长)等当事人的回忆和军史记载，在淮海战役中，以山东为中心，组织动员鲁、豫、皖民兵、民工500多万、大小车辆80多万辆，参与修公路、铁路、保护通讯、运输、转运伤员。送达前线年冬季华中财委通过增发货币，支援淮海战役军用款项达642亿元。四野70万大军南下时，邓子恢(由华野调任四野副政委)主持领导的后勤保障工作，在无根据地依托的条件下，其规模之大、困难之多、组织之严密、跨度之长、范围之广，迄今都堪称绝唱。随四野南下打到海南岛的原新四军三师副师长洪学智，后来成为我军现代化后勤建设的奠基者。
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胜利后的经济路线是：先实行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再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同时明确规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五种经济成分并存。核心是先反封建，搞土地改革，暂不反资和小资，缓行对资和小资的共产专政，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发展。当时认为，想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资本主义的阶段，是“一种民粹派的思想”。在此以前，华北最初接管城市就曾严重侵犯民族工商业。石家庄、邯郸、焦作、运城打下后，军队和民众抢夺民族工商业的物资、机器的事件，屡见不鲜。48年4月19日，曾将上述情况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在这份报告上批示，在城镇破坏工商业“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其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必须坚决反对”。1949年初，平津战役胜局已定前夕，毛主席特别嘱咐华北局：“城市接管工作主要是接受官僚资本;对民族工商业要好好保护，接受工作要‘原封原样，原封不动’……做好城市工作要依靠工人阶级的，还要团结好民族资产阶级，不是搞无产阶级专政。”重点指示要利用好私营工商业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以迅速回复和发展生产。但当时城市接管干部，以农民出身的为主，缺乏有市场经验的干部。接管济南、平津后对民族工商业者采取“一疏二整”的方针。天津解放三个月，军管会，市政府根本不理工商业者。工人、店员自行组织53起以分厂、分店为目的的“清算斗争”，致使工商业极度凋零，天津私营企业开工率不到30%。1949年4月，华北局向中央报告时指出：“(平津)除城乡交通阻隔、外资断粮、原料匮乏、产品滞销、通货膨胀外，没有处理好公私、劳资等关系，也是存在突出问题。”1949年4月10日，受委托，到天津视察。针对当时“过左”行为，特别强调了：“今天中国资本主义还是在年青时代”，“在现时的中国，资本主义剥削不是有罪，而是有功”。在努力下，全党对“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史称：四面八方)的接管城乡方针达成共识。
与东北、华北一度仇视民族工商业，轻视小私有阶层、助长工联主义的极左政策不同，华东在夺取、接管徐州等战略重镇后采取的一系列延续践行新民主主义路线，稳定社会经济秩序、保护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积累的城市管理经验，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肯定，并为夺取南京、上海后重建经济、恢复城市管理提供了制度选择。中共接管上海前，80%的工商精英转移至港台和海外，巨额黄金储备被运往台湾，民间资本早在1948年起已通过广州大量抽逃至香港。昔时十里洋场已成空壳。面临商品匮乏、物价飞涨、黑市投机猖獗、战后社会经济秩序极为混乱的危局，华东财委的精英处惊不乱，力挽狂澜，迅速取得了重建秩序、统一货币、平抑物价、打击投机、恢复工商、改革税收、改善民生等一系列胜利，建立起新经济秩序，使华东迄今仍保持各大区中全国经济总量第一的优势地位。
华东接管上海后，为改善民生采取的几大经济措施，迄今令人赞叹.如：一、拨巨款恢复保障城市公用事业。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5月28日，上海军管会和人民政府成立(陈毅任主任、市长)。当时下午，陈毅就亲自挂帅组织接管和恢复公共事业(电、水、煤气、市内公共交通、码头、公车，包括旧政府财产和私企)，按“维持生产，保证供应，原封不动，稳步前进”的十六字方针，7月底就初步完成接管，使城市公用事业基本恢复。1949年6月至10月，市库用于市政公用方面总支出三百二十三亿八千四百万元，其中文教、卫生、工务和公用四个方面支出达一百八十八亿贰仟四百万元，占总支出58.5%，是统治时期(1948年上半年)伪市政府的3倍，
二、统一货币，平抑物价，以折实货币法应对通货膨胀对人民实际收入和购买力锐减的冲击：
1949年6月5日，上海启用人民币，限期收兑伪金圆券，限期收兑外币，严禁外币流通;查封证券大楼，由中国银行挂牌收兑银元。同期，在华东三十七个城市实行折实单位与货币储蓄挂钩，吸收了大批民间存款;同期，为保障人民生计，采取按“折实单位”发放工资的措施，即按九项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为标准计算工资。一个折实单位包括四项日用必需品，即(一)中白粳米一升，(二)十二磅龙头细布一尺，(三)本厂生油一两，(四)普通煤球一斤的价格。旧币，一万元等于一元人民币。这一决策，是时任华东局的拍板的。
三、实行以国营经济为主导的大流通体制，一举平抑物价、带动了工农业、手工业、服务业迅速恢复和发展，有力促进了金融、物价稳定，长达10年之久。
1950年3月，政务院做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号召全国经济组织为实现财政收支，全国物资调拨和全国现金收支的平衡(即“三平”)而奋斗。华东财委的积极对策是：集中货币资金，向国营贸易机构和企业投放，通过国营贸易主渠道，以订单和收购合同形式向社会大量收购关乎大局的农副产品、工矿产品、轻纺及产品和手工业产品，既保障了华东区域内的商品交换，又向其他区域提供了大量工业品，从其他区域购进了大量的农产品、矿产品。这一妙棋，迅速带动了上海和全区域工商业、手工业、运输业、服务业的全面恢复和发展，确定了国营经济的市场大买方和大供方的绝对实力地位，成为区域经济的主导，有力促进、保障了华东乃至全国金融、物价的稳定和回落。从1950年第二季度起，货币发行趋于正常。人行上海分行折实储蓄牌价以1950年3月为最高，以后逐月低落，物价趋于稳定，零售物价指数以1951年为100,1952年59.6%，通胀得到根本扭转(此后十年物价极少波动，直到1961年滥发货币导致发生大的通胀：16.2%)，人民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平稳，有利于人民生活安定和生产发展，为恢复国民经济创造了有力条件。
南京接管后，也是从抓大流通入手，走了五步好棋。通过维持、改造、达到恢复、发展的目标。根据当年协助南京市市长、书记主抓经济工作的江渭清(时任南京市委副书记兼市政府财经委主任。抗战时期任新四军六师十六旅旅长、政委，苏南行署主任;文革前任江苏省委兼南京军区政委，文革后任江西省委书记兼福州军区政委)回忆，五步棋布局如下：
1949年4月28日，南京市军管会成立当日，就公告限期禁用并开始收兑金圆券;进而宣布禁止私自买卖金银，包括收兑金银饰品，以中国人民银行(南京)为金融主体，有效稳定了货币金融市场。
1949年5月2日成立了南京市贸易总公司。当年6月平价抛售大米、面粉50万斤;7月抛售大米1600石，面粉4000袋，促使物价回落。
三、城乡互助，打：市长1949年7月作了《反封锁，进行城乡互助》的报告，动用员全体党员、干部带领全市人民，通过城乡互助打，克服困难。
南京接管之初，失业无业人口高在50万左右(总人口135万)。其中有苏北、皖北无业难民工约20万人;旧官吏、旧军人、警、宪、特及眷属、佣人约10万人;失业的公教人员、工人、店员和娼妓、乞丐、流浪儿童约20万人。直接从事工农业生产的，仅占总人口10%左右。大量无业、失业和无劳动能力的人口，若不能妥善处置，必危害民生和治安。南京市委根据中央、华东局“以疏散为主，临时救济为辅，大力开展群众性生产自救”的方针，于1949年5月23日成立“南京疏散军人处理委员会”;1949年9月成立“疏散人口委员会”。江渭清总负责。
至1950年2月，共收容遣送散兵、流勇及其家属4万余人，留用旧政府官吏5.6万人，旧公教人员3.76万人。至1951年初，安置护送回乡灾难民18.4万人;至1952年底，收容处理各类乞丐约5万人。对孤儿和娼妓，也做了人性化的妥善处置。经一年多努力，总共疏散回乡33万多人，安置就业就学10多万人。消除了社会隐患，稳定了社会秩序。
1.对接管的旧政府和官僚资本的38家企业实行国有化，并迅速恢复生产;又先后筹建了国营南京汽车制造厂(以三野快速纵队为基础)、拥有2万支纱锭的南京纱厂(以私营益丰纱厂及原英商和记洋行的厂房为基础)。
2.大力恢复私营工商业：用信贷支持南京最大的中央商场(私营)率先复业，带动全市各行业商店全面复市;信贷支持私营有恒面粉厂、江南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等知名企业复工复业。至1950年6月中旬，全市2000余家私营工业、手工业企业已有600多家复工。
为大力支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快复发展，仅1950年5月——10月，南京人民银行给私营工商业货款332亿元(旧人民币)，占同期发放货款总数的86.45%。私营江南水泥厂、下关电厂、永利铔厂(全国最大化肥厂)等工业支柱型企业都恢复了生产。永利铔厂主产品硫酸铔的日产量从解放前最高100吨增加到148吨。
1949年9月，毛主席在北京六国饭店和张治中散步时，对前来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的江渭清参与接管南京有如此评论：“你们的胜利，靠了三个法宝：模范的纪律，模范的群众工作，模范的统一战线”。
华东在上海、南京走的几歩好棋，实际上在抗战时期华中各根据地已经成为熟练运用的基本模式。如早在1943年，曾希圣领导的新四军七师暨皖江行署和区党委就采纳了财经处蔡辉提出的“破困之策”。其核心纲领是：在政府统一货币、统一税制、统一战略性商品对外专营、管控物流(长江航运)的基础上，以汤家沟经济特区为中心，以城、乡(敌、我)商品大流通为纽带，建立广泛的抗日经济统一战线。此后三年，在这一经略指导下的皖江财经进入高速发展期，财力跃居全国十九个抗日根据地之冠。
新四军和华东各战略区主政领导中涌现一大批年富力强、力能抗鼎的治国理财领军人物。解放战争后期，二野、三、四野大军南下的后勤保障和解放区经济恢复、建设的主政要员，多出自新四军(邓子恢调任四野大管家，、骆耕漠调任二野大管家，刘瑞龙出任三野后勤部司令兼政委、曾山任华东财委主任)。华东干部的实际影响力遍及华中、华东、中南、西南、中原各大区。建国初期，曾山、陈国栋在上海、邓子恢、骆耕漠在中南局、在湖北、黄克诚在湖南、张云逸在广西、曾希圣在安徽、谭震林、谭启龙在浙江、张劲夫、汪道涵在杭州、方毅在福建、江渭清、管文蔚在南京、向明、黎玉在山东，方方在广东(东江纵队北撤四野后归华野，两广纵队解放战争归建三野)、范醒之在中原局(郑州)，都在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稳定货币、平抑物价、恢复工商、繁荣市场、改善民生、兴修水利领域成就显著，为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巩固、发展做出历史性贡献。
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的第二天，陈毅说：“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二十多年的事实告诉我们，没有人民群众，我们就活不成，也不会有今天的胜利。现在革命胜利了，一定要一切为人民着想，为人民服务，使人民真正认识到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为人民谋福利的。”(叶进明“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的奠基人”)集中表达了那个时期已形成的华东共识，代表了当时华东财经工作总的指导方向——发展生产、恢复工职民生惟大的新民主主义路线年，是华中(华东)财经工作最辉煌的“黄金十年”。这十年，华中(华东)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与各大区比，出钱最多、出物最多、出兵最多、地盘最大、贡献最大。在这十年中，华中(华东)的成功经验说明，谁掌控了货币、商品、税收、交通和公用设施，谁为民谋利，谁就能取得驾驭经济全局的主导权。华中(华东)在建立我党领导下广泛的经济统一战线大战略思路指导下，将“政府有限管控”与多元主体的市场经济共存发展，化“对立”为“统一”的成功实践;将满足革命战争需要和保障改善民生两大目标，化“对立”为“统一”的成功实践(先富民而后足兵论)，今天仍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解放初期，华东财委精英荟萃，由一大批久经考验，在主政各战略区财经工作中有突出贡献，对基于市场经济的生产、流通、税收、金融、外贸有丰富管理经验的中年知识型财经领导干部组构。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一、各自具有在战时经济大风大浪环境中自主领导战略区财经工作的丰富经历;二、在长期实践中，十分熟悉华东的市场经济特点、有广泛的人脉基础和社会联系。三、抗战前，都有在上海、南京学习或从事工运、农运、学运工作的经历，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内的文化素养较高。五四运动以来，上海就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现代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中心、多元经济、文化、政治交汇冲撞、共存的中心。青少年期成长于这一社会环境中的华东财委精英们，无疑在政治、经济、文化、视野和生活阅历、社会交流领域更具有国际性、开阔性、民主性、开放性。四、财经专业素质水平明显高于同时期东北、华北、华南、西北的同行们。这批骨干，不同于北方和南下的同行多是职业军人、政工干部、军队后勤干部转行或短期培训的知识青年，他们是一群以财经工作为中心的战略区行政领导人或战略区财经工作领导人，具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聚集财富和驾驭市场经济的卓越才干。五、对长期践行的以民生为本的经略，已形成群体性共识。
这支超豪华团队的核心群体包括：主任曾山、副主任方毅、张劲夫、陈国栋(兼财政部长)、骆耕漠、秘书长薛暮桥、办公厅主任蔡辉、贸易部长徐雪寒、建工部长李人俊、工业部长汪道涵、工业部副部长孙冶方、财政部副部长顾准、贸易部部长徐雪寒、外贸局长杨浩庐、基建处长翁迪民、上海工商局局长许涤新、人民银行华东区行行长陈穆、上海市公用局长叶进明。
如果1953年后，中国不急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穷过渡，不强制性推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非公有制，取消市场经济、全面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计划经济;或者象抗战时期一样，允许华东、华南、华北、西北、中南、中原、西南各大经济区根据具体社会经济文化环境，选择不同于东北的经济模式，那么新四军和华东财委聚集的这一批富有创造性的财经精英，必将会在五十年代——八十年代的中国和国际经济舞台上，上演一出出辉煌壮丽的大剧。
但历史没有给他们充分发挥的机会。在苏式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即将在全国疾风暴雨般推开以前，他们的绝大多数已被动的离开本应由他们当主角的舞台。
建国初期，中央财政中，华东上交约占四分之三。但华东党政军首脑和华东财委在中财委、中计委实际没有线年春的华东财委老三反运动中，以蔡辉、顾准为代表的一批杰出财经俊才被运动无情清洗。1952年末，大区撤消，以曾山为首的华东财委从体系上被彻底瓦解了。华东财委的主要骨干人员被分散至国务院各部委，又失去了对华东经济发展的决策线年，华东一大批本应成为中国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领军核心集团精英们的绝大多数，相继或被整(如顾准、蔡辉、黎玉、向明、黄克诚)或被半闲置(如张云逸、邓子恢、孙冶方、薛暮桥、骆耕漠、管文蔚、何克希、)或当配角(如刘瑞龙、李人俊、汪道涵、杨浩庐、叶进明、陈穆)或被动转行(如曾山、张劲夫)。
我认为，毛主席弃用新民主主义路线，从而弃用华东财经精英系，虽然踢掉了推行激进社会主义改造路线的绊脚石，但这两大失误，也最终使“过左”经济路线导向“过左”政治路线、“过左”文化路线的极端化。使文革发生成为不可避免灾难。这一点，和土地革命时期源于“过左”经济路线最终酿成的恶果，同出一辙。
但华东财委和华东各战略区党政军主官们在践行多元化新民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和历史传统，并没有因机构解散、路线年代中期，华东重臣邓子恢顽强抵制激进的农村合作化运动，遭到痛批，被免去国务院副总理、农工部长要职，被迫长期赋闲。1956年——1959年，在、支持下，又一华东重臣不惜触犯龙颜，多次参与周恩来、陈云主张的“反冒进”、“反浮夸”、“产风”建言，又被毛主席当面批为“右倾”。1957年，无所畏惧的顾准，率先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张，对计划经济进行制度性批判。孙冶方、骆耕漠、薛暮桥、许涤新对价值、价格、物价理论的研究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都从不同角度对苏式计划经济理论提出了质疑和挑战。1957年狂潮中，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在陈毅、支持下斗胆上书，要求中科院不打一个，为共和国保护了核心科技精英群体，其功至伟!1959年，安徽省委书记(抗战时期任皖江行署副主任)张凯帆不忍饥民待毙的惨剧蔓延，在安徽无为县毅然下令“解散公社食堂”，被毛主席在庐山会议后点名、罢官。曾因积极高举“三面红旗”被毛主席表扬的安徽省委曾希圣，面对逾千万农民死于饥荒的灾难性恶果，也毅然急刹车，于1961年春上书，首倡并在安徽农村推行“责任田制”、“三自一包”，为安徽农民自救求生网开一面。的“猫论”，就是在当时对“责任田”的肯定评价。二十年后，赞其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驱”。、谷牧在“文革”中，顶着巨大政治压力，为支撑国民经济不全面崩溃做了最大努力。
改革中沉寂多年后，华东财委的残臣张劲夫、方毅、汪道涵、陈国栋、李人俊、孙冶方、骆耕漠、薛暮桥、许涤新、卢绪章及新四军、华野、上海地下党老战士乔石、谷牧、宋健、钱正英、胡立教、项南、任仲夷、袁庚、、等，新四军子弟辈的(皖东北江上青之子)、(曾山之子)、(邹韬奋之子)、吴敬琏(社科院经济所，师从孙冶方、顾准)、李克强(二师子弟)、李源潮(四师子弟)、刘延东(四师刘瑞龙之女)、上将刘源(新四军政委之子)、上将彭小枫(二师彭雪枫将军之子)、省长洪虎(三师洪学智上将之子)、中将粟戎生(一师粟裕大将之子)、部长陈昊苏(陈毅元帅之子)、部长范小建(军部范长江之子)、自治区副书记车俊(七师子弟)等相继成为三十年来促进改革开放的群体性中坚力量。被闲置多年的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荣毅仁、经叔平，应之请，成为新市场经济的先锋和领军者。在改革开放和反改革开放的争论中，华东系第一次成为主流派阵营的重要组成。站在这一群体背后的还有一大批参与创建新四军和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首脑、开国元勋，包括、谭震林、粟裕、张云逸、黄克诚、、陈丕显、彭冲、廖汉生、姬鹏飞、江渭清、魏文伯等和在军队任要职的张震、、张爱萍、张震、洪学智、叶飞、张铚秀(昆明军区司令员)、周克玉(南京军区政委)、万海峰(成都军区政委)、陈仁洪(北京军区政委)、林维先(武汉军区副司令)、王集成(铁道兵副政委)、廖成美(二炮副司令)等。他们在华东主政一方的革命实践中，比任何人都深知民生建设是军队和政权生存、发展的基础，深知改革开放和重建经济统一战线对共和国的重要性。不为人民服务、不为百姓谋利、中共就会失去人民支持，从而失去一切。战争时期如此，和平年代还如此。
1989年，有位资深的华东重臣曾这样评说：如果曾山同志1978年还健在，以其资历、声望、功绩、胆识、胸襟、学养、人品、经验、人脉和开放、稳健的经略思维取向，最有可能重新出山成为协助、辅助胡、赵主持、领导经济改革的总策划师。以与曾山在历史上有土地革命时期在中央苏区(江西)、解放战争在华东、建国初期在中财委(邓为副主任兼财政部长，曾为副主任兼商业部长)三次合作共事、七大、八大共进中委的历史、90年代的政治崛起为证，此推测亦靠谱。
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早在五十年代就是邓子恢抵制农村激进合作化的得力助手。当今活跃在经济界的许多知名人士，如王岐山、翁永曦、林毅夫、杜鹰、陈锡文、周其仁、吴思、王小强、张木生、白南风、王小鲁、温铁军、樊刚、卢迈、李镇宁、王振跃、孙方明等则出自杜的门下。经济学达人许小年的出位则得益于吴敬琏的扶携。
另一个视点是，中共第一代领袖中的周恩来、董必武、、陈云和挺进大别山后的，在华东的人脉很深，思想影响力很大;任中原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时期，对新四军发展和华中根据地政权建设与统一战线、财经政策的关系，所做的一系列指示，是华东经济特色形成的指导源头。华东干部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已与民族工商界、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阶层建立起唇亡齿寒的亲密关系;华东连营以上干部多有初中以上文化，出身赤贫的不多。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从农村土地家庭承包、边境贸易开放、二轨制、经济特区、到市场开放、税制改革、宏观调控、国企改革、中外合资、支持发展民营经济、金融改革等已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迄今都没有超出华东在70年前——50年前曾经大规模践行的范畴。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多数措施与其说是制度创新，不如说是华东制度或者说新民主主义路线的回归更为确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