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支持中医药事业传承发展。笔者采访了多位代表委员，请他们为中医药事业的传承和发展把脉开方。

　　传承之脉不可断

　　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的健康与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近年来，中药的疗效和安全性却不断遭到质疑。多位代表委员对此表示担忧。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季强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文化不自信。千百年来，中医药在保障人民健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不能忽视也不容否定的”。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分析认为，目前，中医药现代化还处于初级阶段，我们对中医药原创思维、临床经验、防治方法的科学内涵认识还不够充分，中医药的优势和价值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中医药理论先进但技术层面相对落后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在中医药临床疗效现代证据、诊疗过程的主客观化和可重复性、中药材和中药产品质量、中医适宜技术的规范化与装备研发、中医药标准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有待解决，这也是社会上、学术界对中医药看法不一致，甚至存在冲突的重要原因。

　　当前，全国不少地方的医保用药目录、医疗机构临床用药目录，将中药治疗药物列为辅助用药，这种现象引起多位代表委员的关注和质疑。全国人大代表、扬子江药业集团董事长徐镜人认为，这种做法人为限制了中医药在疾病治疗领域发挥作用。目前已知一些中药产品用于某些西医药束手无策的病症效果非常确切，并不仅仅是发挥辅助治疗作用。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好医生药业集团董事长耿福能认为，和西方医学相比，中医药除治疗疾病外，还包含保健和养生理念，这就使得中医药的内涵和外延相对来说更加完整。“在中医药理论体系中，药物的概念和西方不同，不能照搬西方的概念。”

　　创新驱动现代化

　　张伯礼代表认为，“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中医药，必须依靠创新驱动。目前，在创新驱动中医药现代化发展方面，国家支持的力度和深度还远远不够，缺乏适应中医药发展规律且能独立持续支持的政策和项目，与中医药传承创新、服务国家战略的需求还有差距。他建议，建立健全中医药管理体系和人才评价体系，建立国家级中医药研究平台，设立国家中医药研究专项，启动全球中医药大科学计划，营造中医药传承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

　　全国人大代表、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肖伟建议，突出创新型中药企业在实施重大科技项目、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龙头作用，鼓励企业成为真正的创新主体。

　　张伯礼代表认为，中医药与信息技术跨界融合，将为中医药现代化发展提供新动能，将在文献知识的挖掘、名中医经验传承、临床疗效评价、中医诊断客观化、新药发现和评价、数字化智能制造、技术标准与装备等领域产生更多原创性成果。他建议，由科技部牵头，设立重大科技专项，加快制定规划，建立中医药与信息技术融合发展平台；由工信部牵头，实施中药智能制造工程，建立示范基地；在国家和地方科技计划中，增加对中医药与现代技术融合的资助。

　　徐镜人代表认为，现行的中药创新药临床评价体系，没有充分尊重中医药理论体系和中医药特点，加之创新药的评价均以医疗机构、科研院所等为主体，企业参与度低，制约了中医药的创新发展。他建议，应以中医药理论基础为指导，建立适合中医药创新的临床评价体系；以企业为主导，参与创新药评价体系建设，行政部门和社会力量参与监督与评价，使创新药真正体现临床价值。

　　胡季强代表指出，中医药现代化创新不仅仅限于技术创新，还应围绕市场进行创新，比如包装设计、说明书的表述是否符合年轻消费者心理等。“有必要把中医药的病证表述方法翻译成现代人能够理解的规范语言，让更多的年轻人接受并喜欢上中医药产品。”他说。

　　“走出去”任重道远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沿线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中医药表现出浓厚兴趣。目前，中医药已经在全球183个国家和地区得到应用，有86个国家和地区与我国签订了有关中医药的合作协议。我国已在国外建立17个中医药中心，制定了一批中医药标准，建立了一批中医药“走出去”合作基地。两会期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在“部长通道”就中医药有关内容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中医药“走出去”已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但真正“走出去”还有很长的路。

　　“国际上对中医药，特别是人员准入和中药准入，还有很多障碍。”他表示，中西方文化存在差异，中医药被更多国家和地区认同还有难度。中医理论体系和西方医学体系有很大不同，西方国家接受中华文化也需要一个过程。

　　肖伟代表认为，关键要把握制定中药国际标准的主导权，以中药标准国际化引领中药国际化。同时，还可以中医临床优势病种为目标，研发符合国际注册标准规范的药品来破冰欧美主流市场。他建议，鼓励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工作，并在“十三五”科技重大专项上，对中药国际化项目予以政策倾斜。

中国产业竞争情报网相关研究成果《中医药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