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来，老百姓对医院的高药价怨声载道。为此，政府药品降价令一道又一道，可是，老百姓至今还是没有感觉出便宜来。原因在哪?原因在于医院那些专门用来掏空患者腰包的“坏点子”。
“一个小感冒要花上几百元，许多老百姓对此已‘当怪不怪’，但是安装一个心脏支架，患者要支付比出厂价格高数倍甚至十几倍的钱。”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在提案里揭露了医疗器械市场上存在的黑幕：“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可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6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3.8万元。”董协良说，9倍的心脏支架暴利已经超过了贩毒。(3月14日《中国青年报》)
看了这个报道，可知，天下再也没有比医院更高的暴利了。贩毒的利润可以将毒贩子送上断头台，但是，医院贩卖比毒贩子贩卖毒品更赚钱的心脏支架，却无上断头台之虞，而且活得很滋润。毒贩子贩毒提心吊胆，医生贩卖心脏支架可以大张旗鼓。
因为心脏坏了，人就完了。所以，为了保命，病人不得不挨宰。如果医院里只有心脏支架这么赚钱，也就罢了。其实，真正具有破坏性，而且大面积从患者腰包掏钱的还是药厂进入医院的药品。名义上允许医院加价15%，实际上医院加价手段多得是。出厂价15.5元的癌症辅助治疗药芦笋片，经过医药公司、医药代表、医生等环节，最后价格涨到了213元售卖到患者手中，利润达1300%!
为了通过多卖药赚钱，医院进药不是看疗效怎样，而是药品越贵越好，越贵的药回扣越高。如果是一种新药，又能让这家医院独家经营，医院就敢把一元的药卖到100元。
计划经济时代，也就是1980年代以前，老百姓有病到医院，医院首先把救死扶伤放在第一位，现在则是先看看患者有没有钱、看病带了多少钱?如果患者有钱就治疗，无钱就不给治疗。患者钱多则乱治疗——医生不是对症下药，而是怎样用不合理的高价药、进口药，尽快掏空患者腰包，把提取的回扣装满自己的腰包。去过医院的都知道，有的医生在开药前会问有没有医保，如果有医保，医生就会多开药、开贵的药。而有些医生，连问都不问，什么药贵开什么，管它对不对症，患者有没有钱，只要回扣高就行。
不是说药品要规范名称吗?医生也有办法，哪家药厂生产的同类药品价格贵、给医生提成高，就用哪家药厂的。比如，在北京东直门某陆军医院，医生给患者开的针剂是青霉素，同类同名的药品很多厂家都生产，医生专门在处方上注明“临沂”两字。这种药，一天点滴一次，一周的费用就要1800多元。而在一些社区医院，用800万单位青霉素一周也就500元左右。为什么医生开“临沂”的，因为便于药房统计，以便从药商那里拿回扣。凡是从药房药品统计中看到，某一阶段某一种药会出现处方(销售)高峰，那么，这种药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药品价格贵回扣高;二是快到失效期了。
医院会说，贵重的药质量有保障，效果好，便宜无好药;医生也会说我就认为应该这样开。这只是院方的理由。药品是否有疗效，关键看是否对症。对症了，10元的药也能治好病。人民网、央视等中央媒体报道的武汉市金桥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王争艳，为患者开出的单张处方不超过80元，是被誉为患者心中的好医生。重庆北碚区天生街道云泉社区卫生服务站76岁的老医生魏巨贵，被称北为“10元医生”，他开的处方，大多药费不超过10元钱。大医院看了也许愤愤不平：这不是让医院喝西北风啊!可是别忘了，暴利不能没有人性啊。如果用贵重的药可以很快治愈倒也无妨，问题是许多患者花了成千上万的药费，也没什么效果。
现在医院为了多卖药，医生想开便宜的药也开不成。处方已经被药房固定，医生的处方权被架空。比如，一般的前列腺炎如果需要挂吊瓶消炎，处方是固定的，所用药品已经搭配好了，医生只要在电脑上点击一下就行了。杭州某药厂生产的硫酸依替米星加上盐水，每天点滴一次，5天的费用是1200多元。患者很难在别的医院买到这种药，因为药商对这种药是定点投放，这样患者只能在这家医院买，因为没有价格可对比，这样，医院可以随意卖高价。医院获得暴利，医生获得可观回扣，药贩子得到不菲的推销费。一旦这种药的价格，被很多人知晓，医院马上停止进这种药，再换另一种药。据说，这种分区域投放的药物，已经是通用潜规则。
全国政协委员、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重华大胆估算，药品回扣，除了占比较低的普药外，按医药行业的潜规则，药品回扣是药品零售价的20%～25%，即使按15%计算，全国一年也达450亿元之多，如果算上在回扣驱使下所开不该用药的金额，那将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医院看了这个数字肯定会偷笑，恐怕1000亿都是少的。
卫生部官员说了，医院如果再滥用抗生素三甲可能降到二甲，不过是说说而已，没有哪个医院会听的。这又不是贩毒，又没有人监管，有什么可怕的。
3月12日，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在提案里揭露了医疗器械市场上存在的黑幕：“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可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6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3.8万元。”董协良说，9倍的心脏支架暴利已经超过了贩毒。
与其说这是一种“暴利”，不如说这是一种“暴力”，是一种对公民财富的公然抢劫。最可奇怪的是，这样的抢劫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患者发现被抢劫也不是一年两年了，2008年就有媒体曝光心脏支架黑色利益链，可以说早就“报案”了，可几年过去了，尽管媒体一再“报案”，却始终无人受理，无人站出来主持公道，在一幢幢平民的房子被当成钉子肆意强拆的时代，却似乎找不到一种力量来“强拆”罪恶的医药、医疗器械利益链。
沈阳的张女士的母亲要进行心脏介入手术，在萎缩的冠状动脉中植入了两个支架，该手术全部费用为5.4万多元，其中两个支架和其他辅助器械的费用为4.6万多元，占手术全部费用的85%，而诊疗费和手术费加起来才2000元，还不到手术全部费用的4%。试想，在这样的利益诱惑下，原本可以服用药物保守治疗却“被支架”，也是非常有可能的事。
这样高额的医疗费用，一次手术，就可以摧毁很多家庭的经济基础，即便不必借贷做手术，家也很可能被掏空了。
记者调查得知，医疗器械生产厂家的利润并不高，虚高的部分都产生于流通环节。与药品大体一样，其链条为：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独家代理商——区域代理商——省级经销商——次区域各级经销商——医院。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困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不能由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直接销售产品给医院呢?这不明摆着增设一道又一道盘剥的关卡吗?原来按“现行政策”，医疗器械生产企业“不能”直接销售医疗器械产品，需要经过医疗器械公司。
虽则在利益链的最后一关，经销商私下按医院进价百分之十几的比例付给医生回扣，而医院还要光明正大地按规定加价10%―15%，但利润的大头毕竟还是在各级经销商手里。在销售过程中种种多余的环节，为什么不“强拆”?是“有关部门”不敢还是不舍得?
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全国老龄委发布的数字，2009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人已达1.67亿，有心脏问题的老人很多，据说每年安装支架的人群在以30%的速度递增，如果任由黑色利益链继续存在下去，支架也许能医治心脏，却会伤透民众的心。(洪信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