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站立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十三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这段论述是中国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总结中国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经验，形成的关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论断。这个新论断深刻而清晰地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独特优势，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厚历史底蕴和强大前进定力。这个新论断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观点存在怎样的关系？这是我们学界必须作出科学回答的一个重要课题。
《宣言》(以下简称《宣言》) 关于革命“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论断为大众熟知。在理解这个论断时，必须遵循《宣言》中提出的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要以历史条件为转移的要求，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看法。显然，人们必须结合自己国家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来理解和运用相关理论，在东方国家尤其如此。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发展也表明了这一点。
1848年欧洲革命后，马克思已经看到，无产阶级要变革社会，必须实事求是地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对承继下来的历史传统。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阐明，在社会第一阶段，“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和政策都必须适应其相应的文化。在1886年发表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恩格斯也指出:“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这就是说，继承和弘扬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是每一个工人政党理所当然的使命。恩格斯认为，对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相对落后国家，存在于民众内心、发挥潜移默化作用的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强大的手段”，应当加以继承、开发和利用。这对当代相对比较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具有巨大指导意义。
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历史中，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是第一个领导相对落后国家开展社会主义及其文化建设的执政党。列宁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他指明，在人口众多、社会情况复杂的东方国家进行革命，会比俄国革命更艰难，也会遭遇更多特殊问题。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明和文化，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为这种文明与文化创造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先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经历战时的挫折，列宁制订新经济政策，大胆利用自由贸易，实行开放，引入资本主义先进技术发展经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特别是，他提出在一个农民国度里，社会革命在经济建设上必须采取改良、渐进、迂回曲折的方法，开拓了相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列宁在无产阶级文化建设问题上的认识是清醒的。列宁认为，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他不仅批评以博格丹洛夫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轻率侈谈，还明确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但遗憾的是，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彼时的苏联无法根据自身的实际，对“建设什么样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问题作出全面回答，低估了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制度体制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特殊性，对建设新社会的历史实践提出过高过急的要求，而没有对恩格斯提出的利用俄罗斯民族人民风尚作为强大手段的问题给出回应。
俄罗斯民族是伟大的，创造出了光耀世界的文化。在1861年废除农奴制之后的半个世纪里，俄国形成了现代工人阶级，文盲率迅速下降。这个时期的杰出思想家、艺术家创造出了具有重大社会价值和世界影响的成果。这些充分体现了苏联人民的创造精神、进取精神和文化智慧。俄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新社会，应当吸取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但是不能够割断历史，抛弃民族传统文化，从所谓的“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开始，让苏联变成西欧，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代表人民的利益，适应国家发展需要，坚持独立自主、固正出新，传承、开掘和弘扬俄罗斯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开拓一条相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及其文化发展的新路，才能够建设真正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及其文化，铸就俄国文化的新辉煌。
恩格斯在晚年提出了利用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社会主义的思想。苏共在实践与理论上都没有成功解决这个历史课题。中国人在近百年的奋斗中，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道路。中国人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立志做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中国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一方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另一方面也尊重历史的辩证法，将吸取、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以辩证的否定观，即去粗取精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正是因为坚持了这样的态度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得以融会贯通，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总书记指出：“2000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诸子百家的盛况，老子、孔子、墨子等思想家上究天文、下穷地理，广泛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提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我们决不可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恰恰相反，我们要很好传承和弘扬，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丢了这个‘根’和‘魂’，就没有根基了”。
中国人一直坚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自己思想理论文化的源泉。在发展过程中虽然遭遇了一些波折，但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中国人自己的路，是贯穿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一条红线。中国领导中国人民做出的这些造福中国人民、彪炳当代世界的历史奇迹，无不贯穿着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积淀下来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崇仁爱、重民本、讲辩证、守诚信、尚和合、求大同等具有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的精神文化。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吮养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创和优势，也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历史力量。我们坚信，面对21世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世界历史变局，由中华文明滋养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将展现中国智慧、发挥中国力量、提供中国方案，在推动人类文明走向新的更高阶段的过程中，铸就中华文明的新辉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神圣事业。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理论与评论》2019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王禧玉/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