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以来“尊孔”蔚然成风，习总书记带头倡导，中国首富的马云附和，世界各地成立孔子学院，把孔夫子和打造中国特色的企业精神联系起来，作为指导思想，追求儒商的理想成为时尚。
儒教被视为有现代化积极意义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经济实力崛起后，亚洲四小龙台湾，香港，韩国和新加坡跃升为现代化工业发展的新宠，西方学者们罗列诸多成功因素，其中之一就是儒家文化，尤其注重教育的传统，这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就是生产力。在此之前，儒家不但在中国的政治运动中被视为腐朽封建，阻碍进步，外国学界主流也是批评儒家思想保守，墨守成规，社会上礼教的缚束，抹杀创新。所以十九世纪中叶面对列强入侵，朝野完全没有应变还击的准备，结论是，儒学是中国现代化的障碍。但在东亚经济体富裕之后，几乎以前被视为阻碍进步的儒家社会文化特征，都以积极新面貌出现：以往认为家族为单位的经济无法做大做强，但是查看一些东亚跨国资本企业，起源就是靠家族成员集资和坚韧的关系网。以前宗族等级森严，缺乏平等的权威主义，从另一角度来看，变成了上下同心协力，各就各位的责任感。
哈佛大学社会政治学家傅高义（Ezra Vogel）挑拣出来儒学适应现代社会的制度根源，总结有：按照能力提拔的官僚体制，文官考试制度，群体意识和自我提升的动力。他统称之为“工业化的新儒学”。其他学者也找出儒家节俭耐劳的美德，还有忠孝仁义之类的伦理，加以颂扬，推崇为“儒教资本主义”的精神内涵。笔者在台湾上高中时死背硬记《论语》、《孟子》，未能消化，不由得感叹，儒家学说实在博大精妙，要啥有啥。
但是在有些问题上，学者们并没有得到共识。例如，中国明清传统的成功商人，要有官府的后台，参与国家垄断或半垄断的行业。典型的徽商是“贾为利禄，儒为名高”，利与名兼顾。而一旦致富，很少加大在企业资本的投入，而是广置田产，捐个官位，最大的希望是子孙能在科举上出人头地，进入官僚体系，摆脱在士农工商殿后的社会地位，这种文化因素局限了企业的发展。
还有儒教核心对“利”的观念是偏向否定的，累积财富的欲望要加以限制，崇尚简朴为美德。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这种儒家传统，成了中国人自我意识中的一部分，使中国人难以接受“不均”是致富必然带来的后果。“为富”经常与“不仁”连在一起，朝廷对于富甲一方的商人怀有惧心，明清商人修建庭院、妻妾成群的炫富一直是儒门谴责的对象。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市场经济增长模式要靠消费，这对于生长在儒教价值观的人群是一种思想的转变。
其实，中国的商业文化建立在民间宗教的道教成分比儒家传统更有份量，所以商贾供奉讲义气的关公，或是财神爷赵公明，公平交易，共同富裕，见利思义，都是江湖上规矩，要转换成现代企业家的精神，是一步之遥，非要扯上儒家有些牵强。
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后，把新的重点放在如何在全球化中，另外树立与西方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和话语体系。经济学近年来发展的趋势是更兼顾到文化的内涵，因为经济学不能罔顾人是经济主体，人与资源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文化圈里有不同的感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是千丝万缕，东亚儒家文化从来没有认为市场是万能的，或是市场运作可以脱离国家。在市场竞争，西方崇尚契约文明，儒家讲诚信、社会责任感之类，东方西方差别不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但对仁的定义很模糊，“为仁由己，而由乎人哉？”实行仁德完全在自己，不能依靠别人，这是人的自我意识。仁的思想落到实处就是礼，礼是人与人沟通的规范，“礼之用，和为贵”，和气则能生财。笔者认为“礼”是儒学在全球化商业文明中，落实到行为层面的表现。
“克己复礼”曾经被歪曲成为污蔑政敌的口号。在全球化的商业文明的语境中，多种文化碰撞，像在单一文化中那么单纯，要遵循共通的行为准则，“克己”就是莫要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即使用意不错，有的时候会碰到尴尬的场面。
儒教极为崇尚以家庭为中心的观念，有一次，北欧国家一位高官访华，这位女部长学识教养风度不凡，我方接待的是一位大妈型的副部长，热情洋溢，见面寒暄之后就说：“我比你年纪大，我就是姐姐，你是妹妹，咱们拜个干姐妹，就是一家人了。”然后一招手，助理就推出一台小车，上面摆满了见面礼。北欧高官没有应付过这种场面，手足失措。在场的国内记者也觉得这种表达中国式的好客的方式有欠妥当。
在中国官本位的文化熏陶下的企业家，面向全球发展时，习惯性高估官员的作用，或是低估民意反应，不幸导致项目功败垂成。从儒家的人治到以法制为纲的现代商业文明过渡，“走出去”的民营企业家要调整观念和思维，要是不经过辩证地把儒教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反而会造成盲点。
孔子说过：“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笃敬就是礼的精髓，礼做为外部行为，是一种尊重对方文化的表现。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企业家致力“为富且仁”，“为富好礼”的修养，成为现代儒商，善莫大焉。
周乃蓤，世界经理人总编，中山大学传媒设计学院访问教授。周女士曾在美国大学教授东亚史，并在香港大学讲授财经新闻；曾任路透社资深记者，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全球财经项目创始人及主任，著有《国际财经新闻知识与报道》。专栏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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