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房清供可谓源远流长，笔、墨、纸、砚被誉为“文房四宝”。文房用具品类繁多、制作精良。在书案用具中，有一种叫“墨床”的物件，今人知之者甚少，而在明清时期文人的案头，却是十分常见的。墨床，又称墨架、墨台，其形如床，故名。旧时文人在书斋中磨好墨后，墨锭的一端还沾着墨水，乱放容易玷污他物。把湿润的墨块儿平放在墨床的最高处，墨湿的地方会自然风干，然后再把墨块儿放到盒子里保存，而放置墨块儿的底托，我们称之为墨床。
关于墨床是何时出现的，文献鲜有记载。宋初苏易简的《文房四谱》所述仅限笔、墨、纸、砚；南宋末年赵希鹄的《洞天清禄集》将文房用品列为10项，并无墨床；明初的《格古要论》将文房用具分为13类，也未见关于墨床的记载。到了明末屠隆的《考槃余事》一书，列出的文房器物已发展到45种之多，且功能明确，已有了臂搁、笔床、笔船、墨匣、腕枕，但也无墨床的记录。
清前期，各种手工艺制作兴盛发展。康熙时期，招募各地能工巧匠者供奉内廷，并建立内务府造办处，其作坊林立，专门制作内廷御用和室内陈设器具，其中包括文房清供，数量可观。皇帝所居之处，斋堂轩室都需要大量清供陈设，无论行宫内廷，书写用具不可一日或缺。据档案记载，清代皇帝根据个人的喜好，要增设和更换各处陈设。
乾隆时期，宫廷文化生活极为丰富，制作了大量文房陈设器具并传于后世。乾隆皇帝喜好古籍、文玩、字画，在位六十年间，内廷收藏丰富，《西清古鉴》、《西清砚谱》、《四库全书》等都是在此间完成的，乾隆御笔诗文画作之多，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些都需要大量笔墨应用，作为书写必备的笔墨纸砚及文房器具的制作，也达到了鼎盛。其制作规模庞大，管理极其严格，所有器具的制作过程均有档案记载。
乾隆八年唐英撰《陶成纪事碑》载：“厂器陶成，每岁秋冬两季雇船只夫役，解送圆琢器皿六百余桶。岁例：盘碗，盅，碟等上色圆器，由一二寸口面，以至二三尺口面者，一万六七千件，其落选之次色，尚有六七千，一并装桶解京，以备赏用。其瓶、尊、彝等上色琢器，有三四寸高，以至三四尺高大者，亦岁例二千余件。尚有落选次色二三千件不等，一并装桶解京，以备赏用。”烧造数目，虽不及明朝万历御器九万六千余件之多，但一般讲来，为数实在不少。其所烧造的器皿，见于《陶成纪事》者有五十七种，多至八十一品。至此，墨床已有了明确记载。
乾隆三十五年开始修建宁寿宫，宁寿宫花园、养性殿、淳化轩、墨云室、倦勤斋等处均制作大量文房清供陈设。如乾隆三十五年“匣作”记载：所列配座文具有“白玉佛手笔掭一件（配木座），腰元洗，青花白地小水盛一件，青绿哈蜊笔掭，青玉瓜式水盛，白玉双鱼洗，掐丝珐琅水注，霁红笔洗一件，青绿马纸镇，青花白墨罐一件，哥窑小笔洗一件，白玉合卺觚，配得合牌座样持进，交太监胡世杰，交淳化轩续入多宝格内摆”，还有“定窑有盖墨罐一件，定窑水注，青绿龟式水注，汉玉鸳鸯水注，哥窑葵花笔洗”。其中所列清供器具有水盛、墨罐、笔掭、笔洗、水注、纸镇等，不仅质地种类多样，造型也出奇精巧。另外还有多种功用或多种器具组合，如“文竹盘二件，内盛文竹笔筒、墨床、镇纸、水盛、砚盒随绿石砚……交江宁织造曹寅着照样成作，文竹笔山二件，发往杭州，交寅保照样配做笔山二件，其盘内糊雪花锦垫”。由此可见，墨床已成为乾隆时期成套文房用具中必不可少的书写用具。
墨床通常不大，宽不过二指，长不过三寸。其造型有卷几形、带铜形、根瘤形、竹篮形、桌案形、臂搁形、宝座形等。其工艺有雕花、错丝、镶瓷、嵌玉、镶嵌螺钿、盘肠等。其材质有红木、沉香木、紫檀木、紫檀嵌瘿子、黄杨木、黄花梨木等，除用木料制作的墨床以外，还有用瓷器、象牙、珐琅、玉、石等材质制作的墨床。
目前所见最早的为明代墨床，明代由于制墨业的繁荣，墨床也随之流行，它的外形常与墨形相吻合，又因明代尚朴素浑厚之风，因此明代的墨床大都线条劲挺，棱角分明，表面纹饰极浅，呈平面化。清代是文房雅玩的鼎盛时期，墨床从单纯的承墨用具发展到可供赏玩的艺术品，除具有精、巧、雅的鲜明特征外，其文化内涵在融入了文人个性化的追求后便更加丰富。
清代墨床较为常见，玉墨床多为几案形，但较明代雕工细腻。青白玉墨床，几案形，与白玉墨床造型相仿，但雕工明显较上器细腻，风格殊异。清代玉墨床的另一特征是床面多有纹饰。如玉墨床，几案形，造型简单，线条圆润，案面雕有东坡游赤壁图，浅浮雕的技法纯熟，纹饰层次分明。为清代玉墨床中的精品。
清代木墨床多用玉镶嵌床面，嵌玉雕墨床，几案形，红木座上嵌有白玉牌，雕饰有花丛鹦鹉纹。红白相衬，别有韵味，清早期器物。清代墨床以瓷质较多，但形制不外乎几案形、床形两种。最为常见的是几案形墨床、笔架两用器物。粉彩山水墨床，几案形，两边有山状凹凸用以搁笔，中为平面用以搁墨，床面绘有山水纹饰，下有红木床座。
晚清，墨床制作在已渐渐衰落，尤其是墨汁诞生以来，墨床也从文房淡出，早已失去了实用价值，只是作为纯粹的艺术品。
墨床是书斋中的小用具，蕴含的却是千百年来文人骚客对生活的艺术点缀，特别是文人审美的一种精神寄托，它们发展到后来承载的不仅仅是块块古墨，更成为了一种知识和修养艺术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