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艺术史上第一个女人，以全然鲁莽的真诚以及安静的残忍，在她的艺术里，潜心钻研常见的，却独特的，仅仅关于女人的主题。”
弗里达·卡罗，墨西哥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女性画家。她一生与磨难为伴，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床上度过，但依旧成绩斐然，作品价格更是高居全球女画家之首。她信仰，她酗酒、双性恋，她渴望重生又迷恋死亡，她以挑衅的神情掩盖孤独而沉重的灵魂，用支离破碎描绘绚烂人生。
作为一位独特、美丽的女性，她两眉于前额连为一线，这种连心眉在传统意识中代表着独立、理性、倔强；由于毛发较重，嘴边的汗毛看似刮过的“胡子”，但这无法掩盖她性感红唇的风采；乌黑的杏仁状眼睛，稍稍向外睥睨，射出一丝锐利，令她的智慧、幽默隐藏其中，也借其表露……
1907年，弗里达·卡罗生于墨西哥城。6岁时的她患上小儿麻痹，致使右腿萎缩。其开明的父亲，为深爱的女儿构思出理想的教育计划，尽量给她最好的一切，在她小儿麻痹复原后，鼓励她玩拳击、摔跤等各种运动，助她坚强地抵抗寂寞及他人的嘲笑。
1922年，弗里达被父亲送入墨西哥最好的国立预科学校就读，在此她遇到并迷恋上了极具个性魅力和才华的壁画艺术家迭戈·里维拉 （Diego Rivera）。那年，她16岁，他36岁。作为少女的弗里达谈到生活：“我的目标是为迭戈·里维拉生一个小孩。有一天我会把我的想法告诉他的。”而里维拉在自传中说：“我做梦都没想到，那个躲在柱子后面的声音，会成为我的妻子。”
1925年，18岁的弗里达乘坐的公共汽车与一辆有轨电车相撞，断了的扶手从她的身体里穿过，她接受了平生第一次手术。虽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是终身不能生育，而且伤痛如影随形，有时不得不依靠酒精、麻醉品和卷烟来缓解肉体的疼痛。她告诉阿里亚斯（她当时的男友）：“一到夜里，死亡就来到我的床边跳舞。”弗里达在苦痛中用绘画来转移注意力，父亲为她买了笔和纸，母亲在她的床头安了一面镜子，透过镜子她开始画自画像。她也画死亡，并毫不避讳地调侃：“我逗弄并嘲笑死亡，所以它不让我好起来。”
1927年，弗里达再次迈入正常生活，并于1928年经朋友介绍加入了，在友人家里她再次遇上42岁同是人的里维拉。她敏捷而非传统的头脑吸引着他，之后二人恋情发展迅速，1929年8月21日走入婚姻。几年后，里维拉在美国成为“大西洋海岸最热门的人物”，弗里达是其最个性的陪衬。
1939年，艺术和经济方面均已独立的弗里达，在巴黎成功举办展览。更可喜的是，她的一幅自画像被罗浮宫收购，她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作品进入罗浮宫的拉丁美洲画家。
然而，弗里达此时的婚姻状况却面临着危机，她和里维拉持续了10年的婚姻终在几段婚外情风波后走向分离。可即便离婚的那一年，他们也没有真正分开，仍是持续关心、帮助着对方。如弗里达所说：“无论任何距离，所有我眼睛看到的，所有我自身触到的，都是迭戈。”一年后，双方在依然深爱对方的前提下复婚，直至 1954年弗里达去世。弗里达称他们是“饥饿与食欲的结合”。无疑，二人是爱人，是同志，也是朋友。
1954年，弗里达的右腿因为坏疽被切除膝盖以下部分，这使她陷入极大痛苦。朋友们意识到她即将离去，共同帮她组织了生前在故乡的唯一一次个展。医生因她糟糕的健康状况警告其不要参加，但她坚持到场，躺在备好的床上整晚唱歌、喝酒、开玩笑愉悦大家，她爱这样的场面，疲惫而自在。她告诉记者：“我不是病了，我是碎了。但是只要我能画画，我便是快乐的。”当然，画展很成功。
同年七月，弗里达最后一次出现在公共场所——的示威活动上，而之后不久，她睡着了，再也没有醒来。“我希望离开是愉快的，我希望再也不回来。”这是弗里达日记里的最后一句话，与她最后一幅画《生命万岁》不相矛盾。是的，生活太美，也太痛……
一位评论家在《时代》周刊题为“墨西哥式的自传”的文章中写道：“要将她的生活与她的艺术分割开来是很困难的。她的画就是她的自传。”
不可否认，弗里达的早期作品受到里维拉的影响，像他一样，描绘着墨西哥的社会和日常生活。里维拉帮助她，使其才华得以施展，指点她：“你必须专心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因此，弗里达早期绘画中采用的纯朴民间风格恰好掩饰了其绘画经验的缺乏，后来这种原始风格成了她个性化的选择。“她的画显露出旺盛的表现力，精准描述而又不失朴实，在原创性中没有任何取巧，在坦率的造型中透露出个人特色，作品传达一种生动的感性，其观察力虽相当冷酷，却极为敏锐，她的确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这是里维拉对她的评价。里维拉喜欢弗里达的作品，是她的一大崇拜者；反过来，弗里达也是里维拉最可信赖的批评家。
其后，弗里达的绘画艺术也受到了卢梭的影响。卢梭被认为是第一个使现实弥漫着梦幻气氛的画家，他擅用交搭法来掩盖自己对于空间透视表达的不足，这恰好和弗里达祈祷画中没有强烈透视的画法如出一辙。弗里达喜欢将绘画的背景从室内转移到森林中去，在那些没有焦点透视的植物描绘上运用具有“卢梭热带植物”特色的交搭手法，强调植物边缘轮廓的勾画，使叶子或其一部分伸到另一片叶子上，并且通过各种植物的不同形状来层层递进，以显现丛林的茂密和最简单的空间布局。这种手法虽然原始而单纯，但用在植物题材上却能形象、夸张地表达出植物叶片的自然状态及装饰性。不同的是，弗里达舍去卢梭戏剧般的舞台光影效果，以一种现代主义的装饰性作为衬托，来丰富她对墨西哥传统艺术的利用。
关于“超现实主义”的标签，弗里达表示：“是别人告诉我，我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者，但我不是，我从不画梦，我画的都是真实。”弗里达的作品看似具有与超现实主义绘画共同的特点，但实际上二者从属于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渊源。她的绘画完全来自于生活，作品中表达的是真实内容与情感，这不仅成为她寻找自我、尽情倾诉、获得理解的方式，更促使观者与之达成共鸣，对她融入切肤体验的画面过目难忘。然而，弗里达之所以在画面中引入超越常规的语言和自由不羁的表达，主要是源于墨西哥本土文化艺术的赋予。在拉丁美洲的古老艺术体系中，运用超越常规、富含隐意及象征性等符号，均是常见的表现手法。可以说，弗里达的作品中体现出与这一图像体系一脉相承的特点。
另外，弗里达不同于大多赴欧学习、研究欧洲现代主义大师作品的同时代画家，她完全是在本土艺术的传统中获得灵感，其中墨西哥的祭坛画对她的影响尤为深刻。祭坛画冷静而详尽地记录悲剧发生的过程以及肉体痛苦的情形，如同写实报道一样真实、富有戏剧性而不带感情色彩。正是这种对痛苦详细而冷静的刻画方式对弗里达产生了重要影响。
弗里达一生经历了大小32次手术和3次流产，最终瘫痪，依靠麻醉剂生活。但是，她从未停止绘画，她画自己流血、哭泣、破碎，将痛苦移植到艺术里，集中体现鲜明的自我意识，让“自画像”成为她最著名的标签词，穷尽一生为自己画像，诠释着“如果我有翅膀，还要腿干什么呢”。
弗里达的自画像摒弃传统肖像绘画形式化的审美标准，而以旺盛而艳丽的热带植物，怪诞而神秘的猴子、鹦鹉、黑猫，痛苦而沉重的荆棘、鲜血、眼泪等物象创作，充分强调美好与痛苦、旺盛与险恶的激烈冲突，以及血肉淋漓的生存体验。这种形象几乎成为弗里达自我写照必不可少的象征符号。
弗里达的第一幅《自画像》，是送给阿里亚斯的，背景是暗淡的忧郁。她成功地将自己画成一个美丽、脆弱但有活力的女人。她身着浪漫的酒红色天鹅绒服装。画中避免了放纵的风格，强调着她的女人味，脖子细长白皙，表情仍冷峻矜持。画像两边的留白，衬托出丝丝孤单。长久以来，自画像成为对弗里达命运起关键作用的魔力护身符。
弗里达的第二幅《自画像》中，也是与迭戈恋爱后的第一幅。画中窗帘作为道具是源自殖民主义的照相风格，民间艺术家常这样运用，也是朴实的画家（包括里维拉）更好地将人物置于环境空间的一种方法。弗里达鲜活的形象、注视的目光如鹰般明亮。
《与猴子一起的自画像》，蕴含典型的个人自画像特点，用色强烈，身上的衣饰及背景充满墨西哥氛围。猴子在墨西哥神话中虽是欲望的象征，但它在弗里达眼里却温柔而具灵性。
《戴着荆棘项链与蜂雀的自画像》，画中人物唇丰满、眉如鸥，目光犀利，她敏锐而近乎残忍地透视自己。她身旁有只猫、一只猴子，还有重要的荆棘项链、蜂雀。这些物体的象征意义比脸本身告诉我们的信息更多：蜂鸟引发的自由和欢乐是由死亡支撑的，同时被其颈上的荆棘所桎梏。
《哭泣的弗里达和她脑门上的丈夫》弗里达的额头有里维拉的肖像，两行泪珠似在哭诉感情的背叛，长发绕颈仿若窒息，而三只眼的里维拉仿佛全知全能的神，依旧统治着弗里达的内心世界。作品不禁透露出里维拉对于弗里达的重要性，他作为她的第三只眼睛，永远占据着其精神世界。如弗里达所言：“我生命中遭遇过两次巨大的灾难。一次是被车撞了，另一 次是遇见我的丈夫。”
《破碎的丰碑》与其大量自画像不同的是，其中只有一个主体，没有象征墨西哥的玉米，没有充满民族符号的长裙，没有画家心爱的宠物猴子，亦没有起频好入画的心爱丈夫。断裂的脊柱、扎进全身的钉子以及默默流淌的泪水，均形成一种强大张力，在荒原和天空的衬托下，在黄、绿、蓝的色块冲击下，弗里达的孤独和无助倾泻而出。
《亨利·福特医院 》1932年，弗里达怀孕，却在三个月后流产，从此不能再有和孩子。这幅血淋淋的《亨利·福特医院 》是其第一幅金属板画作，其中饱含她对生育的迷恋。
《venadito》与许多女人为留住男人而放弃自我的行为不同，弗里达明白，想要留住男人，就必须保持自我，她用自画像的方式将喜怒哀乐绘于画布，形成了独一无二的编年史。《venadito》中，她将自己创作为万剑穿身的麋鹿，毫不掩饰对爱情的期盼，对背叛的失望。
莎士比亚说，女人啊，你的名字叫脆弱。可是对弗里达来说，莎士比亚的论调犹如沙上建塔，那么不堪一击。传奇女性的意义，或许就是来对抗某种不无偏见的女性观。弗里达不是肤浅的墨西哥女性，而是一个时代中自我突破的伟大灵魂。她向全世界证明，这就是弗里达，世间仅有的弗里达。